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9/11页）

图67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民众游行支持“主张女性有权选择人工流产”的游说议员，反对主张保护胎儿权利、反对堕胎的总统候选人艾伦·麦克马克（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4日拍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33）。

平等权利修正案和罗伊诉韦德案事件之后，权利辩论涉及的范围开始扩大，其他一些所谓的少数团体也参与进来，攻击各种形式的歧视——不管是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还是通过为保障美国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LGBT）群体的平等权利而制定的州立法。不管从法律还是文化上而言，这些权利对于美国来说都仍然是一项挑战，不过，开始于70年代、想要终结性取向歧视的势头是不大会消散或者减弱的（图68）。虽然宗教右派继续责骂同性恋，但从更广阔的公众视角来看，尤其是在80年代艾滋病肆虐之后，民众在平等公民权利的问题上是持一种包容而非排斥态度的。

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废除了自1924年起开始实施的原籍国配额制，1970年之后，美国迎来了移民人群的增长。如果说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包容性已经延展覆盖到当时的边缘人群，那么关于这种包容性文化的内涵的辩论——事实上是争吵——在当时的背景下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80年代的移民人数不到900万，到90年代时已经增长到约135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是西班牙裔（主要来自墨西哥）或亚裔（主要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这种情况加剧了保守派的担忧，他们害怕美国文化会遭遇解体，也担心不同的种族和民族团体之间会发生跨文化冲突。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就任总统时，在就职演讲中强调了“美国的理想”中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指出美国的理想是“能够从纷繁的多样性中实现最深刻的统一性”。

克林顿在演讲中提到“美国复兴的奇迹”，这无疑是一种精神宣传。克林顿指出，对于这个步入后冷战时代、迈向新世纪的国家而言，这几乎是一场春之祭。美国不再与世界相脱离，而是通过之前几十年的技术发展，重新站在了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虽然沐浴着自由的阳光，但仍受到旧仇宿怨和新的祸患的威胁。”克林顿指出，“我们在无与伦比的繁荣中长大，继承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由于商业失败，工资增长停滞、不平等状况加剧，人民的分歧加深，我们的经济已经被削弱。”[12]

图68 1976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举办期间，发生了一起同性恋权益游行（沃伦·莱弗勒于1976年7月11日拍摄）。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裁决指出，将同性恋行为定为犯罪是不符合宪法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9729）。

在克林顿任内，有一些分歧还在继续加深。夹在两届布什政府之间的克林顿政府，看起来就像是保守派反革命中间的一片自由主义绿洲。不过这么想也许并不对，在里根和乔治·布什的任期内，右派想要的没有完全得到，左派害怕的也没有全部发生，而到了90年代，美国却出现了一种与个体自由毫无干系、事实上是截然相反的问题：犯罪问题。

在之前分别由共和党执政和民主党执政的两届政府任期内，美国的监禁率都居世界首位。事实上，克林顿任期届满之时，有560多万美国人处于或曾经处于监禁状态。简而言之，每37个美国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人经历过监禁，不过这个比率视种族而不同。截至2001年底，16.6%的非裔美国人在狱中或曾经入狱，西班牙裔的监禁率相对较低（7.7%），白人男性的监禁率则更低（2.6%）。“如果2001年的监禁率一直持续下去，”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报告总结指出，“那么美国的黑人男性在其一生中有1/3的可能会入狱，西班牙裔男性有1/6的可能会入狱，白人男性则有1/17的可能会入狱”。到了2009年6月，有160万美国人被关押在狱中。[13]

这些数据当然能够帮助解释现代人对于犯罪剧的迷恋，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突显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美国人口广泛趋向于犯罪，并且犯罪以及对于犯罪的恐惧给美国造成了，而且还将继续造成日益增长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冲突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种从美国建国之初就一直存在的恐惧，害怕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共和实验会特别容易遭到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攻击，也害怕这些力量有可能会破坏美国。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人的恐惧其实都可以总结归纳为一类：“美国信条”一直在遭到挑战。这些恐惧的主要来源是英国、“南方”人、共产主义甚至是“大政府”，在美国人看来，这些团体如果说不是真的彼此合作，也是具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的。当然，冷战提供了一种元框架，在这个框架下，这些恐惧可以得到表达，并且也通过对这些恐惧的回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身份。在冷战的背景下，复杂的问题得以简化，美国的主要威胁来自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苏联。1991年苏联的解体摧毁了这个框架，开启了通往乔治·布什乐观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许不可避免地注定是一条混乱之路。

就在布什任期的第一年里，全球混乱最大限度地冲击了美国。2001年9月11日，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引发全球骚乱。当然，恐怖主义本质上就是要传播恐惧。然而，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倒塌让这个一直以来都惴惴不安的国家终于找到了恐惧的对象。媒体对于这起袭击的实时播报增加了这起事件给人带来的冲击和恐惧，震惊的世人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最初那些疯狂的营救措施，看着双子塔突然倒塌，看着数千条性命转眼之间灰飞烟灭。

“9·11”事件带来的恐惧感是非常明显的。在此之前，美国人当然也经历过国内恐怖活动。1993年，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也袭击过世贸中心。然而，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布什政府对此的回应是宣布发起“反恐战争”，但这种战争从一开始就冒着落空的风险。恐怖毕竟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敌人。布什政府的批判者常常指出，布什自称为“战争总统”，从中赢得了不少好处。他挑起了公民自由权的问题，也为损害那些自由权制造了机会。虽然美国政府将基地组织指为罪魁祸首，但在这场除了恐怖之外其实没有明显敌人的战争中，美国想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在一些人看来是非常冒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