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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苍苍的傲慢的奥克斯画像就挂在丹尼尔办公室的墙上，而且也挂在所有其他高级编辑的办公室里。奥克斯的一座铜像就伫立在走廊上，而且还立在14层楼上，那里是股东和董事们开会的地方。奥克斯的信条——“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惧也不偏私”——展示在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以及《纽约时报》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分社里。直到最近几年，那些在这个机构里成长起来的编辑也还是对奥克斯的原教旨主义最恭敬的人。报酬最高的记者是那些报道最客观的、最准确的，并且意识到《纽约时报》每一句话分量的人。然而，这种意识经常窒息了他们的写作风格。他们在其他出版物上可以清晰自由地写作，但在《纽约时报》，他们就感觉到了责任，形成了过于谨慎、严格和呆板的风格。在奥克斯的时代，呆板根本不是过错。呆板一点儿也比炫耀和曲解、遐想强，只要他们仍然忠实于奥克斯的原则，有责任感并且谨慎，遵守古老的道德，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在《纽约时报》是安全的，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会受到公正的待遇，不会碰到外面世界的哄骗和工作不稳定的事情。经济的衰退和萧条不会使他们的收入减少，世界生存的威胁似乎也没有扰乱《纽约时报》大楼内部的平静。《纽约时报》单独地、稳固地、不可动摇地屹立着。如果它有时有点儿顽固，失去了同民众思潮的接触，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像奥克斯一样，它决不是轻薄的。《纽约时报》是过去和现在永恒的混合，是一个中世纪的现代王国，有它自己的私法和价值。它的领导人感觉到了对国家利益的责任，比起国务活动家和将军来更不可能撒谎。《纽约时报》是《圣经》，每天早晨一出版就携带着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作现实来接受的生活观。人们按照一种简单的理论来接受它，即凡在《纽约时报》上出现的事情都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盲目的信仰使得《纽约时报》的许多人成了修道士——许多人，但不是全部。《纽约时报》的有些人曾经不是那么真实，或者说风格不真实，或者说从做记者的角度来讲不真实，或者他们是太诚实，争议过大以致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报纸的利益，二者经常是一回事。毕竟《纽约时报》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国家一起成长起来的，和国家一起繁荣的。《纽约时报》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和民主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对国家不利的事情经常也是对《纽约时报》不利的。

正是这种思维——奥克斯谨慎的幽灵，在1961年的这天晚上渗入了新闻编辑部里，《纽约时报》决定不发表它对猪湾入侵所知道的一切。这一决定引起了争议，在新闻编辑部里一方赞成，另一方反对，但最终它还是胜出了。奥维尔·德赖富斯，《纽约时报》的业主和奥克斯最漂亮的长外孙女的丈夫，以及《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分社社长、员工们崇拜的詹姆斯·赖斯顿，联合起来降低了这篇报道的调子，这再一次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纽带关系，一种个人的和哲学的相容性，这是赖斯顿在纽约总部的权力的主要来源。

毫不奇怪，德赖富斯对赖斯顿本人非常有好感，他非常敬重赖斯顿的判断力。早在他熟悉赖斯顿之前，他就曾赞扬过赖斯顿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明快而不拘形式，不同于《纽约时报》的风格，但又是对《纽约时报》风格的补充。在德赖富斯1942年离开华尔街后不久，在他走运的婚姻使他在报社工作六个月之后，赖斯顿暂时离开了报道工作，当了德赖富斯的岳父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管理助手。苏兹贝格是一个英俊的人，1917年娶了奥克斯唯一的女儿。到1935年奥克斯去世时，苏兹贝格已经掌握了《纽约时报》的指挥权，并长达26年之久，直到1961年把职位让给德赖富斯。他特别谦逊，富有自我反省意识，这种精神从他加入奥克斯王朝，并周旋于那些通过艰苦努力获得成功的《纽约时报》高层之间而获得。《纽约时报》是在苏兹贝格的领导下繁荣起来的，就像在德赖富斯领导下一样，他们两人都具有文雅地指导《时报》的智慧，都有可以使其抵挡住不端行为的财力。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奥克斯的风格，吸引和留住那些有着奉献精神和才能的雇员，而最有奉献精神和才能的便是詹姆斯·赖斯顿。

赖斯顿身材矮小，长着一头黑发，有着敏捷的步伐和一种一点儿也不粗野的自信。他1909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莱德班克，父母都是贫穷但很虔诚的人。11岁时，他的父母移居到了美国，定居在俄亥俄州。赖斯顿上了公立学校，但作为一个学生并不突出，经常因为打高尔夫球而忘了念书。他在打球上不断得分，赢得了锦标赛上的名次，他本可以成为一个职业选手，但对他有很大影响的母亲反对，老是叫嚷“做个有所作为的人”。他曾给一个富人当球童，在这个富人的资助下，赖斯顿上完了伊利诺伊大学。尽管他起步缓慢，梦想繁杂，但他拥有无穷的精力，并且雄心勃勃。当他最终把精力投入新闻事业时，他比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年轻人都更迅速和顺利地在新闻界里脱颖而出了。尽管这种成就能使他见到同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也使这些思想家最终想见到他，但赖斯顿从来没有忘记他穷困的过去。他是一个穷孩子，美国对他来说的确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他由此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这种感情使他成了一个更好的皈依者，而不是批评家。他显然是美国的一个辩护士，即使随着他成熟起来，他也决不会具有沃尔特·李普曼[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也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代表作有《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宽阔眼界。赖斯顿主持的国内或国际事务的专栏，经常反映了可以被原谅的体育记者的偏见，因为他一度就是体育记者。当犯了错误，他不愿意进行谴责；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本土的英雄为了争取胜利而有时起了卑鄙的作用。他偶尔看起来是天真的，他只看到美国野心的正义性，根本看不到贪婪性，并且多少暗示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好家伙或许比敌人间谍队伍里的好家伙更多。但他至少不愤世嫉俗，他写的东西总有看头，这使得他非常适合于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这家报社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容忍的，奥克斯憎恶它，可读性在这家报纸中又少得可怜。最后，在赖斯顿的风格中有一种比他的写作方式或才智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说教腔调，这给他的读者们带来了一种优秀的星期天布道般的内心启示——詹姆斯·赖斯顿其实就是一个传道士。他苏格兰长老会的严厉的母亲曾经想让他成为一名传道士。作为一个《纽约时报》的人，他已经成了一名传道士。他的专栏就是指挥台，以此他在全国传播他的加尔文主义人生观。他以周密的逻辑性和清晰性使成千上万人激动起来，影响着学生、教育者和政治家，有时甚至激怒了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有一次问道：“这个该死的赖斯顿自以为他是什么人物，竟然要教育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赖斯顿对伟人的期望很多，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灵，还有精神上的怜悯和高尚；然而，伟人经常使他失望。当他们经常使他失望时，他不去指责他们，而是预示有赎罪和希望的迹象，这就是赖斯顿的特殊感染力。他表达了希望——报纸头版标题被阴郁和厄运所覆盖，但转到赖斯顿的专栏，世界似乎就明亮起来。或者说，即使不更明亮，至少也不怎么混乱。他多少能够剪掉所有复杂的事实和图表以及日常生活的断言、谎言和幻想，正确地指出核心的要点，一下子使每件事情都成为尖锐的焦点，变得更清晰、更容易理解。在他的愿景里很少有否定论或怀疑论，因此他笔下的美国是人们能够进行正确思考的积极场所。他告诉读者，上帝和我们站在一起，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我们站在一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