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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也对卡特利奇有深刻印象。到1936年，当克罗克50岁而卡特利奇35岁时，克罗克暗示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卡特利奇具有当分社社长的理想接班人的素质。卡特利奇非常高兴，但他继续叫他克罗克先生，并且没有勇气不这样做。后来当克罗克听说罗斯福总统也非常欣赏特纳·卡特利奇时，这种拘于礼节就变得有点儿呆板了。克罗克不喜欢罗斯福，罗斯福也不喜欢克罗克，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反对1936年的新政，也是因为罗斯福1933年3月就职演说之前的一段插曲。罗斯福怀疑，在自己作为当选总统正受到压力要采取一次行动时，克罗克企图在即将退任的总统胡佛和罗斯福之间充当中介。罗斯福认为胡佛不一定非通过克罗克来联系，并责备克罗克同意充当中间人，想使自己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在193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后，可能为了给克罗克添麻烦，罗斯福总统暗示卡特利奇可以免于新闻检查或直接从总统那里得到信息。简言之，罗斯福提供了一条线索，卡特利奇可以不通过克罗克而自己去利用这条线索。

卡特利奇很快觉得这不合适，他对克罗克讲了此事，他还告诉了合众社的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莱尔·威尔逊。卡特利奇首先想让克罗克知道，他是不会进行这种两面派交易的，他也想让某个亲密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克罗克误解了这段插曲，或者说至少卡特利奇觉得他误解了，因为传言说卡特利奇曾经对罗斯福的建议感兴趣。卡特利奇在莱尔·威尔逊的支持下，能够打消克罗克的怀疑，并且重申，他不仅对罗斯福的建议不感兴趣，甚至由于怕被罗斯福的做法所伤害而感到恐慌。

罗斯福的敌意不仅针对克罗克，还包括《纽约时报》其他一些人，包括在1935年之后成为业主的苏兹贝格。罗斯福认为在奥克斯死后不久，他可以在奥克斯的遗产税结算期间得到机会，削减《纽约时报》的独立性，并从中获利。罗斯福期望奥克斯家族会被迫进入金融市场，或者通过出售家族在《纽约时报》当中的一些股份来筹集必要的资金。但当奥克斯家族通过出售优先股，而不是普通股而筹集到资金时，罗斯福变得忧心忡忡，他向他在参议院的一些密友倾诉了自己的担忧。报纸的一些编辑当时感到，现在依旧觉得，罗斯福对于《纽约时报》的憎恨不是来自更复杂的理由，仅仅是由于他无法控制这份报纸。很少有在任的总统支持新闻自由——杜鲁门不支持，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不支持；大多数报纸业主也不支持新闻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业主，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牵连的时候，任何记者查看业主的经历，都会迅速地发现他们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过新闻自由。

无论如何，卡特利奇没有成为《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1963年说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却继续在那里干了30年。事实上，1938年克罗克在谴责罗斯福政府“鬼鬼祟祟地把官方的偏爱扩大到抱有同情的抱团的专栏作家”的时候，却奇怪地同罗斯福进行了单独的会见，为此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当时的卡特利奇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陷入了泥潭。1941年冬天，在40岁时，卡特利奇退出了《纽约时报》。他去了芝加哥，成了《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的首席记者，后来又成为主编。但在他离开之前，克罗克给纽约的苏兹贝格通了电话，让这位业主留着门——卡特利奇或许会回来。

今天在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里看到卡特利奇的照片，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安详的表情、明亮的黑眼睛和总是微笑着的圆脸以及两鬂斑白的梳理整洁的黑头发。相邻的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的照片注明了日期，照片有褪色的痕迹。这些人的脸和衣着给人一种过去的感觉。但卡特利奇的照片却是明快的和当代的，描绘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有生气的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在1966年的这个夏日，他仍在《纽约时报》，65岁了，与丹尼尔办公室里悬挂着的他的照片没有什么差别。丹尼尔的办公室直到1964年还是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搬进这个办公室后，改变了所有布置，根除了卡特利奇在他作为仁慈的老板期间给这个办公室带来的一切政治俱乐部气氛的痕迹。在前不久的下午，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之后，在后面的小房间里，卡特利奇和他在《纽约时报》的一些老朋友，一些像他一样，婚姻不太顺利的，或者不急于回家的人——围着一大桶冰块和一瓶威士忌坐在一起，谈论在《纽约时报》的生活。在这个小房间里做出了多少重要的决定，数不胜数，就像卡特利奇的性格一样，即便那些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也是难以确定的。他们决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他从1951年到1964年作为主编期间他做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是在做出重大的决策，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做或由谁做。卡特利奇的手似乎无处不在，但从不留下他的指印。他是一个平稳的、躲在幕后的管理者。他转弯抹角，突然转折，从不劈头盖脸，决不做他不能摆脱的交易。他经常是走一步看一步，捕捉风向或者学习和倾听。他看起来经常是没有完成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又的确是做了。

他极少树敌。职员们大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温和地问候他们，知道他们的全名。有时他拿着一副望远镜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外，进行观察，把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拉近，进行聚焦。正是卡特利奇首创了每天下午在他办公室里举行的4点钟新闻会议，这个举动把许多编辑都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克利夫顿·丹尼尔成为主编后撤走了卡特利奇的大桌子，但新闻会议本身却依然是履行程序的一部分，但它现在是在丹尼尔选择的更光滑的桌子旁进行的。

随着克利夫顿的升迁，人们对卡特利奇的未来出现了一些怀疑。许多职员猜测，卡特利奇已被明升暗降踢上楼了，有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新头衔，一间豪华的新办公室，但毫无意义；但后来，随着下属编辑们观察到卡特利奇在每天下午的新闻会议上观察丹尼尔，感觉到了他的观察对丹尼尔的影响，这种印象就改变了，但他们不能确信。凡是涉及卡特利奇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