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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排的记者年老而可靠，他们能够写稿但不愿意跑动，还有一些成熟的记者，处在最后的打磨阶段，准备成为驻外记者。在50年代，这后一个集团里有泰德·斯祖尔克、伯纳德·卡尔普和维纳·菲利普（他同麦考迪什·菲利普没有任何关系）——这三个人笔头快而且有生气，他们反映了城市版主任在他的加工改写编辑组里想看到的那种精神，他不抱怨他们在自己桌子上方的柱子上悬挂的牌子，上面写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组——人类利益都在夜里整合。”这三个人还经常跟送稿生开玩笑，有时——使用新闻编辑部后面的一个电话——他们会编造一个故事跟一个较老的、没有疑心的、加工改写编辑打电话，模仿棚屋里的一个街区记者的声音，或许是《纽约时报》在长岛里佛海德的记者J.哈里·布朗的气喘吁吁的声音。J.哈里·布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打电话的风格——迅速而有激情，重复每一个词：“喂，喂，我是J.哈里·布朗，J.哈里·布朗，在里佛海德，里佛海德，长岛。”

维纳·菲利普在从事了他成功的加工改写工作后被派到叙利亚的达马斯科斯。一天清晨他突然被宾馆里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传来一个声音说：“喂，喂，我是J.哈里·布朗，J.哈里·布朗，在里佛海德，里佛海德，长岛。”维纳·菲利普刚刚在东方酒吧间喝烧酒喝到黎明，J.哈里·布朗熟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使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谁知打电话者原来是菲利普以前的做加工改写工作的同事伯纳德·卡尔普，他正被《纽约时报》派往雅加达，他的飞机只是在达马斯科斯机场停留一下。菲利普非常高兴听到卡尔普的声音，迅速穿好衣服，冲出宾馆的走廊，跳进一辆出租车，奔向了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卡尔普正在机场。他们喝咖啡，叙旧，直到卡尔普的飞机准备起飞。在菲利普回宾馆的路上，他看到了一支乘坐卡车和坦克，夹杂着路障、尘土和混乱的保安。“发生了什么事？”菲利普问他的司机，“入侵？”司机停下车询问，回来对菲利普说：“他们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由于您急急忙忙地奔向机场，他们误以为发生了一场袭击。”

桑德·瓦诺克尔从事加工改写工作，在巴雷特先生出去吃饭时，在其他大多数加工改写编辑都忙碌着或离开他们的桌子去过夜时，也从未发生过大的报道事件。韦恩·菲利普一年前在从事加工改写编辑期间有过好运。当时诗人马克斯韦尔·博登海姆被发现杀害在凉亭边上的一个设施肮脏的房间里。一年后，1956年，另一个年轻的加工改写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也赶上了一次，当时在后半夜出现了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碰撞的无线电信号。弗兰克尔当时26岁，他搜集事实并清晰而迅速地写出报道，工作卓越。在凌晨2点34分印刷机开始印出弗兰克尔的头版报道，并且在通栏标题《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碰撞，1134名乘客在海上大雾中放弃意大利轮船》之下署有作者名字。第二天，《纽约时报》的高级记者迈耶·伯格、米尔顿·布拉克、彼得·基思等人接手了这个报道——但弗兰克尔已经成为这一夜编辑部的英雄了。一年后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不久，他被派往维也纳帮助《纽约时报》采访革命和难民离国。弗兰克尔的驻外任务尽管被列为“暂时的”，但他再也没有返回到纽约的新闻编辑部。在维也纳之后，他作为假期替补记者填补了贝尔格莱德空缺了近一个月的职位，然后被安排到《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在那里他的主要任务是采访赫鲁晓夫的崛起和朱可夫的衰落，并且发掘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

瓦诺克尔在做夜间加工改写编辑工作时，除了承担白天的一般任务外，还为《纽约时报》写了好的报道，得到了署名权。但他在1955年和1956年间在新闻编辑部里写的报道没有一篇能有足够的分量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并且引人注意，以致使他能被派到海外承担他所希望得到的任务。卡特利奇似乎把他全忘了。他从一位有影响的编辑那里得到的对他个人的关注是简单而且无意义的——这是在后来的一个下午发生的：当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注意到瓦克诺尔坐在那里，穿着一件英国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把脚搭在他的打字机上。丹尼尔在走道上停了一下，从大约20英尺的远距离注视着他的那双鞋和服装，很快看出它们是英国造的。尽管丹尼尔没有说什么，但他的心情似乎漂浮出来又消失了，也许是回想起在他最喜爱的城市伦敦的辉煌岁月，陷入对他一生最历险的时期的短暂回忆……丹尼尔愣了一会儿，目光从瓦诺克尔的鞋子上移开，继续走向洗手间。

不久之后，桑德·瓦诺克尔不耐烦《纽约时报》的节奏，辞了职，成了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电视记者，在一年之内他被公认为国内最优秀的记者之一。

1955年和1956年对于在新闻编辑部里刚刚起步的年轻记者来说，很难说是理想的时期。不仅纽约的人员是如此地受传统束缚，以致卡特利奇用了几年时间才使它的僵化习惯有了可喜的初步进展，而且《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包括卡特利奇——在1955年和1956年也为参议院的一个附属委员会的干预策略所分心和烦扰。这个委员会在调查新闻界的共产主义，似乎决心要清查在《纽约时报》工资单上的前共产党员。

参议院的调查是1955年夏天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开始的，这位记者承认自己曾是共产党的间谍。调查在1955年冬天扩大了范围，在纽约的秘密听证会开始之前，共发出了35张传票——其中26张给了《纽约时报》以前的或现在的雇员。1956年1月，在华盛顿的公开听证会开始之前，发出了18张传票——其中九张给了《纽约时报》的雇员，两张给了刚刚离开《纽约时报》的人。

在这家报纸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时候比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更阴沉了。以前《纽约时报》在被审查时，它要么无视这些问题，要么很容易证明它的立场，但现在它却不是无懈可击了。麦卡锡主义的运作在这个国家是无孔不入的，在《纽约时报》的4000名雇员的记者和编辑队伍里，它的商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人中，的确有一些人曾是美国共产党员。有些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学生时入党的，一两年后就退出了；也有些人是在为其他报纸工作期间成为党员的，在加入《纽约时报》前很早就退出了；还有些人几年前是党员，但在这时全都声称自己不是党员。然而，可能有一个编辑在加入《纽约时报》前退党了，后来又重新入了党。一天下午，在传票送到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卡特利奇走进新闻编辑部，想和这位编辑说句话，发现他正在编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