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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布朗克斯长大，是住宅油漆工哈里·罗森塔尔的独子。哈里·罗森塔尔出生于白俄罗斯，他的本姓是西皮亚茨基。他离开白俄罗斯后到了伦敦，拜访了一个舅舅，从他那里永远借来了“罗森塔尔”这个姓。后来他辗转到了加拿大。他身体粗壮，肌肉发达。在19世纪末来到安大略后，他找了一个铺路的工作。后来他在一个早期的乌托邦农场工作，过着一种原始的、半诗意的生活。他在给他父亲——一个多少有点潇洒的拉比——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生活，正是这些信使他的弟弟们激动起来。他们不久就离开白俄罗斯来到了加拿大，同行的还有一个女朋友，哈里·罗森塔尔后来娶了她。
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农场中，乌托邦主义最终酿成了低效率和乏味的生活。离开这个农场后，罗森塔尔成了哈得孙海滨地区的毛皮捕猎者和毛皮商人。在他干过的所有事情中，他最喜欢这一行。他滑着雪橇，带着猎狗，四处转悠，愉快地吸着新鲜空气，充满了自由感。他希望他的儿子，1922年在安大略苏圣马里出生的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将来也从事户外工作，也许是当个护林员，他认为这是最高的向往。但还没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到能工作的时候，全家就迁出了加拿大。当时经济大萧条，毛皮生意也不景气。在加拿大边界走了几个来回后，哈里·罗森塔尔把他的家庭永久定居在了布朗克斯，干起了住宅油漆工的工作。他以前偶尔也干过这种活，却不喜欢。他现在甚至更不喜欢了，他开始讨厌纽约，希望重新回到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享受自由的农村生活。一天在刷油漆时，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不久就去世了。
阿贝·罗森塔尔在布朗克斯上了小学和中学。他的父亲死后一年，他的一个姐姐死于肺炎；后来年轻的罗森塔尔在城市学院上学时，他的二姐因为误诊而死于癌症；第三个姐姐在产后离开了医院，也死掉了；几年后，第四个姐姐又死于癌症。阿贝·罗森塔尔还记得自离开加拿大后他住过的每一个住处的地址，还记得家里的钱越来越少，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住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小。
在纽约城市学院，罗森塔尔为校园报纸工作。他没有打算当记者，头脑里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但他在这个报纸里干得很好。有一个为《先驱论坛报》做纽约城市学院通讯员的学生应征入伍后，罗森塔尔接手了这份工作。由于征兵，为大都市报纸干这些校园通讯员工作的学生轮换得很快，但罗森塔尔由于疾病不适合当兵，所以未受影响。在《纽约时报》的通讯员又离开后，罗森塔尔又辞掉了《先驱论坛报》的工作，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因为《纽约时报》给的工资多一点——一周12美元。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罗森塔尔怀着紧张而敬畏的心情第一次来到《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他走过走道，坐在后边的一个空桌子旁，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些涉及校园活动的笔记。但他非常呆板，竟不知道如何开始使用打字机。他只是直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看着大房间里所有的人，他们看起来是专心致志的和陌生的。忽然间，他身后传来一个陌生人温和的声音，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的和蔼的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罗森塔尔。”
“你现在做什么？”这个人亲切地问。
“我是城市学院的通讯员。”
“你需要打印纸吗？”
“是的。”
“你知道从哪儿能找到打印纸吗？”
“不知道。”
“纸就在那边的那个箱子里。”这个人说，然后走过过道，抓起一叠打印纸，放在了罗森塔尔的桌子上。
“你知道如何打出一篇报道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这个人向罗森塔尔说明名字应该排在左上角，并且要用一个词概括报道的主题。
“你知道在完成了你的报道后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你把它交给站在那边的送稿生。”
罗森塔尔点点头。
“顺便说一声，”这个人说，“我叫迈耶·伯格。”
“谢谢你，伯格先生。”
“叫我迈耶好了。”这个人说。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校园通讯员、送稿生和职员的做法一样，阿贝·罗森塔尔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参加教会事务，这样他就能为《纽约时报》星期天版写一篇关于布道的简要叙述。有时罗森塔尔和大约其他八个人的这些报道会以精练的规劝和说教占《纽约时报》的半版还多，但除了那些进行说教的布道者和年轻的渴望报道说教的记者之外，这些东西是很少有人读的。这些报道每一篇的长度很少超过五六段。尽管这些报道从来不署名，但《纽约时报》的宗教新闻编辑知道作者是谁。宗教新闻编辑分派任务，并且提醒记者们注意在教会报道中可能显示出来的不虔诚的迹象。
许多后来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采访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见报的。他们的每篇报道收入是三美元，这笔钱里还包括从教会来回的交通费，以及对教会慈善募捐的表示——传统的做法是把25美分放进第一次募捐的盘子里，以避开第二次。
尽管能胜任对星期天布道的采访只是《纽约时报》有抱负的人所面临的众多初步检验的一个，本身不像为“时报的主题”写一篇文章或一篇编辑部短文——分别收入25美元和15美元——那么有独特的意义，但不胜任对布道的采访却后果严重。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可靠地采访一次教会布道，那么编辑们就认为，他也许不能可靠地采访任何事情——有时确实是这么回事。错误拼写了一个牧师的名字，布道的话引用的不对或者错误解释了启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恶。《纽约时报》有一个送稿生，希望采访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参加教会事务，因为这样就用不着捐款了。于是他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会，走到教堂边上的牧师住所的门前，打算事先向牧师打听一下布道的内容。但他拉响的铃不是门铃，而是火警铃。铃声突然响起，扰乱了主日学校的一个班的课，孩子们都跑到了大街上。这招致了牧师的抗议，使得《纽约时报》的这个年轻人倒了大霉。
罗森塔尔的报道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愤怒。他勤奋又谨慎，决心不让任何事故阻碍他走向记者队伍的步伐。罗森塔尔在写了几篇优秀的关于城市学院校园生活的文章和几十篇无可挑剔的关于布道的报道后，看到自己作为通讯员第一年写的东西很少被文字编辑修改，于是有一天鼓起勇气来找城市版主任，问问自己晋升为记者的事情。罗森塔尔之所以敢去问，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过去曾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讯员的姑娘现在有了一张记者证，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开来时被他偶然发现的。由于看到了她的记者证，罗森塔尔的竞争精神被激发起来。他静静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着城市版主任的每一个动作，等着合适的机会去接近他，既胆怯又兴奋。后来，当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站起来穿衣服准备离开新闻编辑部时，罗森塔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走道来到约瑟夫跟前，不加犹豫地提出：我什么时候会得到提拔？戴维·约瑟夫的反应既不震惊，也不抱有很大兴趣，好像这个问题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理由耽误他回家吃饭。“你想成为职员，”约瑟夫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你成为职员了。”接着约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罗森塔尔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喜而怀疑地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