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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赖斯顿，卡特利奇不能或者说不会亲自介入个别职员的个别事情。赖斯顿能够在他华盛顿的较小的队伍里当家长、当个人主义的英雄，但卡特利奇的问题太庞大，他手下的人太多，除非这个人是卡特利奇极力管理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否则他是不会插手的。卡特利奇仍然在努力把权力集中到纽约，在1962年底他发布了一个公告，打算剥夺《纽约时报》海外分社最后的前哨基地。他决定让已经在欧洲的首都各据一方的三个分社社长轮换调防：把德鲁·米德尔顿从伦敦调到巴黎，把罗伯特·多蒂从巴黎调到罗马，把悉尼·格鲁森从波恩调到伦敦。

德鲁·米德尔顿对于这个公告很不满。他已经当了九年的伦敦分社社长了。他是一个亲英派，一个俱乐部会员，在报纸的圈子里他以“德鲁爵士”而知名。他曾在俄国、德国和其他地方工作过，但伦敦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是在1939年作为一名美国年轻记者到伦敦的，是一个为美联社工作的25岁的体育记者。他像赖斯顿一样，从采访体育界的英雄史诗转向采访战争中的英雄史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德尔顿的前线报道不仅赢得了新闻奖励，而且也赢得了英国政府的一枚勋章。部分由于他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友谊，苏兹贝格喜爱的城市也是伦敦，米德尔顿在1953年设法回到伦敦当了主任，挤掉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也想去伦敦，却被派到了波恩。现在米德尔顿又被命令去巴黎，对大多数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差使，但米德尔顿既不精通法语，也不喜欢法国人。不过他会去的，只是不会高兴。

罗伯特·C.多蒂在巴黎待了五年后被调到罗马，但他不同意。他和纽约之间很快通了一系列的热线电话，这已经成了新闻编辑部的话题。多蒂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文章写得漂亮，也满足于留下来永远当记者，拒绝去罗马取代日渐衰老的67岁的阿诺尔多·科特西“公爵”。科特西尽管不情愿，也是要退休的。多蒂的理由很私人。他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纽约时报》工作，在接手巴黎的分社之前，他在北非、中东和法国当记者，自愿地而且不知疲倦地在开罗和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德黑兰、叙利亚和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之间追踪报道。卡特利奇现在可以因为多蒂拒绝去罗马而解雇他，他想不通竟有人拒绝去罗马，要不他就要让多蒂在《纽约时报》的生活成了不幸。但不管卡特利奇做什么，显然在这个时候他不打算把多蒂赶到罗马。所以卡特利奇给他回电话，安排他回纽约总部，派米尔顿·布拉克去罗马替换科特西。

这次分社社长轮换中涉及的第三个人是悉尼·格鲁森，他很高兴去伦敦，为此卡特利奇很感激。这个差使让格鲁森又回到了他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刚当记者时去过的城市。他第一次去伦敦是在1943年，是为加拿大新闻社工作。他是一个在都柏林出生的活跃的年轻记者，一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上同一个上司打起来，导致他第二天辞去了加拿大新闻社的工作。于是格鲁森去找他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克利夫顿·丹尼尔。他是在丹尼尔为美联社工作时认识他的——美联社在伦敦的分社当时和加拿大新闻社的分社同在路透社大楼的同一层。丹尼尔对《纽约时报》的分社社长谈了格鲁森的情况，1944年6月格鲁森加入了《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一周挣75美元。

现在是1962年，他挣的钱已经是这个数额的五倍，并且知道自己还会挣得更多，所以格鲁森期待着去伦敦，这个城市比起过去的四年他所在的波恩更适合他精致的口味。格鲁森不仅喜欢采访这个世界，而且还喜欢在这个世界生活、享受，只要有可能就在时髦的地方和时髦的人沉溺于奢侈。但这种明显轻薄的态度和他在墨西哥养了赛马的传闻、他对美酒的爱好、他对那位打听他秘密野心的女士的回答（“我喜欢成为完美的周末客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除了是第一流的记者，还有另一个野心。1962年格鲁森非常想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弗朗西斯·沃尔特和肯尼思·基廷已经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了一项特别提案，审理格鲁森的居住权请求。如果这个提案被通过，格鲁森马上就能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宣誓效忠。但这个提案正受到阻碍。他不知道谁在阻碍它，但他有一些怀疑——这是他藏在心里的想法，因为把它们表达出来会使他被指责为有偏执狂般的高傲。但他有时真的相信，这个提案受到阻碍是出于肯尼迪总统本人的命令。

只有对那些低估了肯尼迪对新闻界的兴趣的人来说，这看起来才是荒谬的。肯尼迪有时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表明他对某些批判性的记者所感到的不愉快。1962年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肯尼迪总统对格鲁森发自波恩的报道是不满的。1961年春天，格鲁森把新政府对德国的政策描述为缺乏策略的，认为这一政策是企图让美国不要太依赖于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和德国人，并且说如果这一政策成功实行的话，会在德国引起严重的反应。肯尼迪被激怒了，对华盛顿的另一个记者抱怨说，他不能“理解一个犹太人竟为德国人说话”。格鲁森的其他报道也使总统感到窘迫。当罗伯特·F.肯尼迪访问巴黎，被介绍给《纽约时报》的罗伯特·多蒂时，有人旁听到肯尼迪评论道：“我希望他不要像那个杂种格鲁森。”

所以，当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在波恩时，格鲁森和其他美国记者被美国大使馆官员邀请参加塞林杰的酒会，但格鲁森拒绝了，向邀请的主人显示出他对肯尼迪扣压他的公民权的怀疑——他承认自己是半信半疑的，然而又确信肯尼迪这号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塞林杰到达的那天晚上，格鲁森在家里接到了大使馆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塞林杰想去格鲁森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塞林杰的确这样做了。塞林杰嘲笑了格鲁森认为总统会做拖延这个提案通过的事情的想法，但他承诺第二天和总统通电话时说说这件事情。根据格鲁森后来从大使馆的朋友们那里听说的情况，塞林杰努力这样做了，很快这件事情在华盛顿引起了肯尼迪助手的密切关注。他们发现，使这个提案遇到障碍的不是白宫能影响的人，而可能是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手下的势力。这个密西西比人在1955年和1956年专门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和新闻界期间就显示出了对《纽约时报》的兴趣。把伊斯特兰在50年代同《纽约时报》的世仇同1962年伊斯特兰和格鲁森的关系联系起来，纯属猜测，不能证明伊斯特兰对拖延格鲁森的提案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他甚至不知道格鲁森是谁。但无论如何，格鲁森的提案很快松动了。1962年9月，它在两院很快通过了，悉尼·格鲁森成了一名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