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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莱斯特·马克尔起初知道苏兹贝格的计划后，勃然大怒。马克尔70岁了，他已经把星期天的《纽约时报》建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机构，一包五磅重的报纸，有广告，发行量缓慢地但稳定地上升到150万份。现在马克尔看到他一生的事业正在被他认为是对报纸不利的倾向所破坏——不仅仅有正由苏兹贝格来实现的集体主义野心，不仅仅有三层的像西奥多·伯恩斯坦那样的编辑（他们引入了“新闻当事人”的特写栏目）和其他多少干扰马克尔以前特权的日常背景专题的理论和发明。莱斯特·马克尔现在同样关心他感觉到的一种趋势，即把《纽约时报》从一个“灰衣女士”变成一个开着循环列车的不断招摇的机构，吹嘘着：“没有它，你就落伍了。”马克尔认为，《纽约时报》之所以独树一帜，不因为使它有一种超现代的肤浅的意义，而是一直要站在潮流之上。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不去把握潮流——事实上，奥克斯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伟大的科学发现、战争的前兆、每一个年代重大的问题和争论方面是领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被流行时尚和无关的小事所统治，它保持着距离，有点枯燥和僵化，这是奥克斯喜欢的方式。甚至在《纽约时报》停止报道20世纪20或30年代的大谋杀案和丑闻时，它也是以维多利亚式的克制这样做的。直到1942年，《纽约时报》仍然称弗兰克·科斯特洛这样的诈骗者为“运动员”。在20年代，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一个仍未解决的谋杀案，在这个案件中霍尔牧师和他的唱诗班情妇米尔斯夫人被杀死在新泽西的一个苹果树下——奥克斯回答说：“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只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

现在，1964年，尽管马克尔身体健康，甚至拼命反对，但还是被撤换掉了星期天版主任职位。马克尔意识到自己有不讨好别人的名声，但他是41年前被奥克斯雇用来的，并且他认真工作了；他把他个人的名声主要归咎于那些恶毒的作家，他们未能通过他的检验。但有一些人称赞马克尔，如星期天版部的编辑们。他们说：“马克尔的麻烦在于，他一直是对的。”马克尔偶尔和玛丽莲·梦露一起吃饭，有一次陪她参观了时报大楼。梦露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和杰出的。还有一些人在马克尔可怕的外表下面感觉到了慈爱和脆弱。当马克尔未被邀请参加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萨迪餐厅的纪念晚会时，他绝对是被打垮了。那是一次壮观的场面，百老汇的名流和《纽约时报》的每一个重要管理者都出席了。阿特金森夫人在事先审查客人名单时，把马克尔勾掉了，这很快成了时报大楼的一个话题。当奥维尔·德赖富斯到达萨迪餐厅时，他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马克尔在吗？”当得知他不在后，德赖富斯摇摇头，叹息说：“我明天要挨骂了。”

但庞奇·苏兹贝格对马克尔完全没有传统的胆怯。尽管称赞马克尔的巨大贡献，尊敬他的做法，但苏兹贝格在和马克尔面对面时，坚持要马克尔把星期天版的主任职位交给丹尼尔·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个明智而审慎的讨人喜欢的人，自1939年以来一直给马克尔当助手。施瓦茨现在要向卡特利奇汇报工作了。马克尔要搬到14层当“副主编”了，他的名字每一天都要上社论版报头，他将在新成立的部门处理公共事务，这些事务涉及“使公众消息更为灵通”。马克尔会继续在他的教育电视新闻节目当主持人，定期地也有汤姆·威克和马克斯·费兰克尔加入进来。他还大量地处理《纽约时报》在成人教育、广播和书籍方面不断扩张的业务。当然，所有这些散文废话和委婉说法都不能掩饰一个事实，马克尔要被踢上楼了，这个事件在八层没有引起任何大的抗议。然而，在他一生的这个不光彩的时刻，马克尔多少显示出了一种值得称赞的个性力量。马克尔不是淹没在自怜中，或者气得摔门而出，或者被耻辱所压垮，而是——在起初爆发一阵愤怒后——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搬进了他在14层的新办公室。他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精力充沛地工作，最终他在规模和重要性上超额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几年之内，他承担了一些新的责任，如担任《纽约时报》的“未来委员会”主席。马克尔根据太空文明时代的行话，将其叫作“未委会”（COMFUT）。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其他管理者和助理研究员，任务是确定未来几十年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会对报纸特别是《纽约时报》有什么影响。这个委员会要努力去把握什么样的人类习惯将流行起来，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将如何利用业余时间，《纽约时报》将如何最好地迎接这个新形势的挑战。马克尔的委员会的一些研究是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做的，同时大部分内容都传播到了科学研究组织。

所以，马克尔的精力会继续向前推进，但他自我的脆弱一面也会表现出来，如在苏兹贝格把他从星期天版部清除走后，他很少再到那里去。即使马克尔有时间随意观看一下他在八层的老地盘，也是匆匆而过，从他以前的办公室穿过大厅。他以前的办公室被装饰成西班牙风格的房间，有一个长餐桌，几把木头椅子，一个铁柱形吊灯。墙上挂着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张肖像，他在肖像中没有笑。这个房间在这个部门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作用，经常是空的而且很安静，有时它被叫作马克尔的“小教堂”。

当苏兹贝格重组计划的风声最早传到华盛顿分社时，记者和其他职员都感到震惊，但并不奇怪。他们表现出一种冷静，来自纽约的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反常，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两年来，或者说自索尔兹伯里1962年被提拔为国内新闻部主任以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卡特利奇手下晋升为主编助理以来，华盛顿分社就已经感觉到了来自纽约总部的事后轰炸性批评。如果不是丹尼尔声称《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纽约时报》没有发表的事情，那么就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电话上传达他的报道观念、怀疑和问题：林登·约翰逊的交易背后有没有默奇森的钱？亚伯·福塔斯[注：亚伯·福塔斯（Abe Fortas，1910—1982），美国律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65—1969），1968年由约翰逊总统提名出任首席法官，遭到参议院反对，后因被指控受贿而辞去公职。———译者注]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国务院会最终承认蒙古国的独立主权？让蒙古国得到承认，似乎是索尔兹伯里喜欢的一项运动，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蒙古国会成为观察中国的一个理想的“监听哨”——或许是因为索尔兹伯里就喜欢蒙古人。无论如何，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一本书里支持承认蒙古国独立，他定期听到华盛顿关于承认蒙古的“传闻”。华盛顿分社的人声称，他们经常就这件事询问国务院，不久，不管是出于厌烦还是麻烦，国务院将会承认蒙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