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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跪下来进行祈祷,然后走向了时报大楼……

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在伯罗斯的公寓楼外站了一个多小时,他注意到一个年长的人慢慢地走过来。天太黑并且有雾,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但他个子矮小,步子很慢,当他走近后,菲利普斯看到了长着一个球状鼻的苍白的板起的面颊,一双悲伤的眼睛,来人穿着一件磨破的厚大衣。

“您是伯罗斯先生吗?”菲利普斯问。

这个人抬起头,回答:“是的。”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需要找丹尼尔。”菲利普斯说。

“你是谁?”

菲利普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伯罗斯先生仍旧沉默,等着进一步的解释。

“我在《纽约时报》工作,”菲利普斯最终又说,“我们有一个关于丹尼尔的报道,我需要和他谈谈。”

伯罗斯很快转过身去。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拉开了门,然后又关上。菲利普斯仍然在过道里,观察这个大约70岁粗脖子的老年人慢慢地爬上通向二层的台阶。菲利普斯没有为第二天的报纸进行任何采访,因为这天晚上的阴冷天气,也因为他并不想在这时碰上丹尼尔·伯罗斯。他没有对自己这样的反应感到迟疑,于是就决定到街对面的酒吧,给《纽约时报》打电话。罗森塔尔已经离开报社了,但一个助理编辑让菲利普斯回办公室。在回去之前,菲利普斯给丹尼尔·伯罗斯写了个条子,回到那个公寓把它留下。然后他离开这个公寓去地铁站,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曼哈顿。

丹尼尔·伯罗斯没有留下给菲利普斯的条子,也没有对后来的电报做出回应,但菲利普斯后来得知,伯罗斯收到了条子和电报,并且读了。在《纽约时报》两个年轻人的协助下,菲利普斯继续深挖伯罗斯的过去。他们采访了几十个认识伯罗斯,和他做过同学,雇用过他或者逮捕过他的人。年轻的伯罗斯谜一般的轮廓开始慢慢地清晰起来。

伯罗斯1937年3月出生在布朗克斯,他的父母很晚才结婚——当时他的母亲34岁,父亲42岁,两人都是俄国犹太人移民的后裔。丹尼尔·伯罗斯的父亲,就是菲利普斯碰见过的那个疲倦的老人,16岁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过海军,后来在一次应募时又转到了陆军,就在那个进攻潘乔·比利亚[注: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原名何塞·多罗提欧·阿朗戈·阿蓝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潘乔·比利亚是他的化名,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北方农民义军领袖,后遭暗杀身亡。]的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伯罗斯的喉咙受了伤,说话受到了影响。在平民生活中,他成了一个机工,但他的身体很差。菲利普斯见到他时他没有工作,主要靠政府养老金和他妻子在皇后区的牙买加的一家百货公司里当售货员挣的钱为生。

丹尼尔·伯罗斯的母亲埃丝特·伯罗斯笃信宗教,在35岁生下她唯一的儿子,因此对他垂爱有加。甚至在丹尼尔·伯罗斯上六年级时,伯罗斯夫人也经常陪他上学,放学后又接他回家,尽管学校离伯罗斯住的公寓只有半个街区远。丹尼尔·伯罗斯接受过成人礼。他后来对一个朋友坦白说,他当时是在家里“被迫”进行的,但他似乎同拉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这位拉比接受了长岛一个更大的教区的更好教职,因为他需要挣更多的钱来养家。对于这位拉比的决定,丹尼尔·伯罗斯感到失望,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仍然表现很好,有记录证明他的智商有154,使他被叫作“天才”。他在高中的成绩仍然是优秀的,但反常的混乱和反叛开始出现了。他对自己的金发碧眼感到自豪,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德裔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他经常和那些不知道他上过希伯来语学校的朋友在一起,说德国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误解了。他敬畏德国的高级将军们,仇视那些不同意他意见的同学。一天,他和一个犹太学生发生争论,挥舞着拳头脱口恶毒地说:“你这个犹太杂种!”

伯罗斯在高中多少受到了他的历史教师的影响。这位教师是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麦卡锡主义者,曾帮助把伯罗斯信奉的某些右翼哲学具体化。伯罗斯在学校最差的成绩是希伯来语,考试不及格,而德语成绩却很优秀。他以四年平均87分的成绩上完了高中,使他有资格获得奖学金进大学,但他不感兴趣。他对一个朋友解释说,大学是为那些极力逃避兵役的“犹太小子”开的。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士兵,1955年他应征入伍进了美国军队的伞兵,在101空降师187空降团服役。他进行了17次跳伞训练,随军队被派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曾在埃德温·A.沃尔克少将手下去平息因学校种族隔离方案而引起的骚乱。伯罗斯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透露,他曾为白人士兵“保护黑鬼”的场面所震惊,他认为这个国家正成为一个左翼警察国家。

尽管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士兵,但他在服役期间的战友老是觉得他很可笑。他穿军服显得很滑稽:他的肌肉已经变得结实,胸膛宽阔,胳膊很细,个子却不高,看起来是被跳伞物品、大圆钢盔和皮靴压弯了腰。他的敬礼太迅速了,没等长官还礼就放下了。他是军人精神的嘲笑对象。他们笑话他,他不止一次企图自杀。他被送到军队的精神病医生那里,被诊断为是一个情感幼稚、被幼稚幻想所左右的人。1958年他退伍了。

他在皇后区图书馆干了一年半的办公机器操作工,但到1960年他辞职了,成了美国纳粹党的积极分子,接受乔治·林肯·罗克韦尔的指挥。他在华盛顿的美国商会找到了一个简易影印机操作工的工作,一个月挣300美元,但他的主要活动却集中在罗克韦尔在弗吉尼亚阿林顿的营房里,他生活在那里并且使自己成了最勇敢的反犹主义者。在那里他画了毒气室的图片,希望以此娱乐他的战友。他还展示了一小条绿香皂,贴上的标签写道:“用最好的犹太人脂肪制造。”伯罗斯积极参与了纳粹分子的公开示威,有一次竟包围了他所工作的商会大楼。他被解雇了,后来他因在华盛顿的犹太兄弟会大楼的电梯里散发纳粹标志而被逮捕,罚款100美元。1960年夏天他在另外三次场合因使用诬蔑的语言和在街头骚乱中殴打旁观者而被判有罪。

此后不久,伯罗斯退出了罗克韦尔同伙,来到纽约,希望增强纳粹的一支地方小分队的力量,但他失败了。纽约的纳粹分子非常穷,他们甚至买不起制服,这使他非常失望。当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朋友为伯罗斯争取到一个参加三K党邀请信时,伯罗斯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长袍和风帽。他的热情显而易见,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为纽约的头子,管辖几十个成员,于是引起了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小集团的警方和政府当局的注意。一天,政府的一个特工人员来访问伯罗斯的父母,这个特工人员发现这个家庭是犹太人。当时这个特工人员没有打算暴露丹尼尔·伯罗斯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同情,因为他的父母自从他们的儿子和罗克韦尔一起被逮捕以来一直默默地忍受耻辱。这个特工人员还知道,暴露这个秘密后,伯罗斯就不能作为种族主义运动可能的线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