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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科里开始了他的写独立专题长文的工作。在周末他完成了它，它的长度达到了六栏。他是在星期五完成该文的，决定在周末的其余时间走出办公室，让编辑们想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它。科里回家了。星期六他家的电话铃响了，办公室对他的独立专题长文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到报社，帮助回答这些问题。他到达后，看到有三四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克劳德·西顿在页边写了一些问题，克利夫顿·丹尼尔在下面亲自回答了一些问题。科里想，真令人疑惑不解——有两个高级编辑亲自在我的报道上互相问答。西顿的笔迹在页边上问道：“为什么《生活》得到了两份手稿？”在下面丹尼尔写道：“因为有一个编辑病了，想在家里读它。”在另一处西顿问道：“肯尼迪为什么给哈丁打电话？”丹尼尔下面回答说：“因为哈丁是总顾问。”

星期天下午，科里按要求又去了报社。丹尼尔要求把长条校样送到自己家里，他还有一些问题。西顿也是。星期一，这篇独立专题长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了。科里读了它后摇头叹息，蠢极了，真是蠢极了。

科里想现在自己该离开了，离得远远的。他给西顿说了这个意思，西顿给了科里五周的假。此时科里接到了一个出版商帕特南的电话，请科里写一本关于曼彻斯特的书的书。尽管科里非常讨厌这个故事，但还是被吸引住了。他还留着过去几周的各种日记，这是《纽约时报》绝不会发表的东西，他记这日记是为了将内心的各种不快和郁结吐出来。好的，科里最终说，他愿意写这本书。他把这视为一个写他迄今为止不能写的东西的机会，可以说说60年代的美国，它对魅力和琐事的着迷，它庸俗的商业主义，它的虚伪。所以，他和帕特南签了协议，给他的妻子留话说接下来的五周中，有人找他都说他不在。他搬进了西区大道上的同一座大楼里的另一间公寓里，是由一对夫妇出游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暂时腾出的。科里开始了他的书。他翻阅了在从事这项长期的任务期间积累的日记和几沓笔记。他重读了他的评论，回顾了他每日的体验，有西根塔勒给特纳·卡特利奇的电报的副本，在副本中他抱怨科里的一篇报道，有他同理查德·古德温、各种各样的律师、同朋友的朋友和有私心的情报贩子的电话谈话的备忘录，有他关于约翰·F.肯尼迪夫人的一篇评论，他怀疑她是真的想要隐私，还是喜欢玩弄隐私——就像她喜欢出现在时髦的滑雪场，或者地中海的游轮上，以此来刺激狗仔队的关注。科里承认，新闻界也应该受到谴责，包括《纽约时报》。新闻界把她树立起来，我们把她树立起来，所以时尚杂志拍她的各式各样的照片，通过广告推销药盒帽和蓬松的发式——每一个人做出一点行动，这就是很大一笔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同意，他开始的这本书也是这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科里想，很好，我如何开始呢？

起初他打算以给他年幼女儿的公开信的形式来开始这本书，他的女儿珍妮特还不到一岁。从现在起多年后，她也许喜欢知道构成这段插曲的滑稽的慌乱。但后来一想，科里真的不想使他的女儿卷进来，不想以“亲爱的珍妮特”开始这本书。他想，那是侵犯她的隐私……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很有趣。是的，我现在正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隐私侵犯的一部分；我正在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杰奎琳·肯尼迪来赚钱，将曼彻斯特的痛苦连本带利地赌注到我自己的书当中；但当我的隐私，或者我女儿的隐私受到了侵犯时，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表现糟糕。我并没有比别人强到哪去，科里承认；但是又有谁说过我比别人更好呢？他问道。所以，他撕掉了第一页，给他的打字机又装上了一张纸，开始写他的书了。

约翰·科里的书《曼彻斯特事件》（The Manchester Affair）不会像曼彻斯特本人的书那样成为大畅销书，但科里会得到表示尊敬的评论，会赚些钱，会看到自己的书稿被装订在硬壳中间而感到职业上的满足。在完成手稿后，科里想，他已经使自己的体系摆脱了整个记者的噩梦，于是他回到了《纽约时报》，但一想到还要回费城分社干他过去的工作就闷闷不乐。他还发现他不再对报纸报道有热情了。他看起来像被惰性、混乱和冲突的价值观所烦恼。他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错了，他只是觉得他变得不同于过去。

他向西顿坦白了这种混乱的感觉，西顿非常关心。科里很快来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办公室，坐在这位主编桌子的对面，丹尼尔对他既感到麻烦又抱以同情。

“你喜欢在《纽约时报》做什么？”丹尼尔问，仿佛科里可以任意挑选他喜欢的工作。

“好的，”科里想了想说，“不做什么，真的。”

“什么意思？”丹尼尔问。

“是，”科里说，“我……我想回文字编辑组。”

丹尼尔奇怪地看了看他，于是便极力去与科里拉近关系，回忆了自己1954年在苏联执行任务期间不快的记者生活，这是他最后当驻外记者，然后他回了家，碰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想起自己作为莫斯科的一个40岁的单身汉的孤独，过度工作是多么疲劳，如何得了溃疡——丹尼尔怀疑科里是不是也有病了。没等科里回答，丹尼尔说他想让科里上13层，找一下《纽约时报》的戈尔茨坦医生。丹尼尔亲自拿起电话，安排了预约。科里感谢了丹尼尔，离开办公室乘电梯来到医疗部。戈尔茨坦医生在等着他，微笑着，宽慰科里说：“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的赫斯医生。”

“谁？”科里问。

“他将和你谈话，”戈尔茨坦说，领着科里轻轻地走向另一个诊室，科里突然想到赫斯医生一定是《纽约时报》的心理医生。

“赫斯医生是个心理医生吗？”科里以怀疑的口气提高声音问，但戈尔茨坦医生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他仅仅是温和地说：“赫斯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的一些高层管理者都会看赫斯医生。”

看了赫斯医生后，约翰·科里明显恢复了正常的情绪。他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但他感觉到并不比以前好多少。他继续抵制回费城分社工作，最终被允许留在纽约，又一次当了编辑人员。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科里平静地在新闻编辑部工作，偶尔也写点小东西——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为《哈泼斯杂志》写的一个关于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长篇特写。后来有一天，约翰·科里莫明其妙地不再犹豫不决了，就像过去他莫名其妙地犹豫不决起来一样——他突然想写些比他所认为的报纸所能容纳的更深刻更有情感的长篇大论。当科里签下了为《哈泼斯杂志》写作的合同后，开始认识到这可能是他一直寻求的挑战和变化。他下定决心，鼓足勇气，从《纽约时报》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