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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一开始先问伯克·马歇尔能否向《纽约时报》提供关于肯尼迪总统的尸体解剖照片，在这些照片交给联邦存档前马歇尔曾给肯尼迪家族看过这些照片。但马歇尔拒绝了，迅速地把话题转达到曼彻斯特的书上，回顾了事情发生的过程——手稿何时完成的，谁读过它，肯尼迪夫人的异议是什么。约翰·科里听着，不时地点头，做笔记。但叙述中的他经常提醒自己，我现在得知的恰恰是他们想告诉我的。但他想，这已经足够了，他发现自己喜欢肯尼迪周围有这些精明的人。科里的问题，甚至是那些他认为是挑衅性的问题，没有一个能扰乱马歇尔或古德温的镇静或耐心，也没有使他们产生肯尼迪家族处在劣势的印象。科里问道：“这本书不是使肯尼迪参议员和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关系紧张了吗？”其中一个人温和地非正式地说：“鲍勃·肯尼迪在这本书里被描写得很好”，它的出版只能有助于他。

伯克·马歇尔的新闻发布会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了，然后古德温解释说，他们还要开一次工作会议，希望科里不介意单独去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而他们则要挤进一辆汽车里。科里和蔼地表示同意。不管他如何提醒自己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他都禁不住要称赞他们的通情达理，他们按他们后台的小计划使他消除了敌意的方式。科里提醒自己，他们迎合的不是我，而是《纽约时报》，如果我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话，这些人是不会正眼瞧我的。他不得不认真对付他们，坚持注重事实。在任何一篇这样的报道中犯一个错误，这些人就会骑到你的头上，骑到西顿的头上，向苏兹贝格本人发牢骚。尽管如此，科里还是觉得在这四个人面前是很舒服的。他们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他觉得在他们周围有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他想，这也许是因为古德温的皮肤不佳，或者是因为伯克·马歇尔以一种尖细的声音说话，或者是因为西根塔勒穿了一件有格子图案的衬衫、打了一条低劣的领带，或者因为弗兰克·曼凯维奇是一个大烟鬼。科里，现在一天要抽三包烟，但还是没法忽视曼凯维奇走一步就要抽口烟的事实。

15分钟后，科里走进了公园大道上的一个大楼14层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房间内挤满了新闻界人士，靠墙有四个灰色的铁柜，上面放着20个信夹，地板上是薄纸板箱，其中有一个上面用墨水标记着“捐给图书馆”。墙上的一个小彩色照片显示肯尼迪夫人在前面，总统在后面。肯尼迪夫人没有出席这次聚会，但科里看到人群中有肯尼迪夫人的秘书帕梅拉·特纳，她穿一件破旧的开襟羊毛衫，她的头发是松散的，没有化妆。科里很快就毫无缘由地不信任她了。

过了一会儿，伯克·马歇尔和古德温、西根塔勒、曼凯维奇走进来。马歇尔主持会议，立即开始就曼彻斯特的书发布新闻。他提出了一些事实，恰恰就是按一个小时前科里听到的顺序。科里笑了。现在他想到，他已经为这次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一次彩排。他几乎可以肯定，在他们来肯尼迪夫人办公室的路上，他们分析了他对这次争论知道了多少，观察了他对他们告诉他的事情的反应，并且从他的提问中预先了解了其他记者会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是奏效的——科里的问题现在正被其他记者所重复，肯尼迪的人轻松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第二周的情况对约翰·科里来说很好。他的报道几乎每天都上头版，西顿看起来很高兴。一天下午晚些时候在新闻编辑部里，科里说他必须出席这天晚上的一个宴会，这个宴会要求出席者必须穿宴会小礼服并打黑领结，但他不能长时间地离开打字机，没空出去买一双合适的鞋子和宽腰带，于是西顿就命令一个送稿生去为科里买这些东西。但另一个编辑听说科里穿9号半的鞋子，自愿把他的鞋子和宽腰带借给科里，一个送稿生被派去取鞋和腰带。

科里还没有找到曼彻斯特，但他在过去的一周从近处观察了杰奎琳·肯尼迪。一天，他得知她将在下午一点钟出现在华尔街48号的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科里便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那里，同《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和摄影师一起在路边等候着。下午1点15分，一辆新的蓝色奥尔兹轿车慢慢行驶到这条大街上，里面坐着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律师西蒙·H.里夫金德、理查德·古德温。汽车减速了，但古德温发觉了科里，把车又加速开走了。科里让另一个记者跟着它，看看他们是不是通过边门或小门进这座大楼。几分钟后，这辆奥尔兹轿车又开回来了，这一次它停下了，肯尼迪夫人下了车，后面跟着里夫金德和古德温。《纽约时报》的摄影师开始抓拍这三个人走进大楼的照片，古德温瞪了一眼科里。这一看给人印象很深，《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就把这张照片用在了头版上，《新闻周刊》和《时代》也把它挑出来用了。这三个人从科里面前匆匆走过，经过旋转门进了大楼，但走错了楼。科里站在华尔街50号，而不是48号前，他观察到这三个人在大厅里注视着墙上的示意图，一个清洁工拿着拖把站在附近，目瞪口呆地看着杰奎琳·肯尼迪。过了一会儿，里夫金德从旋转门出来，眯着眼看看大楼的号码，然后又进去，接着挽着肯尼迪夫人又出来了，古德温跟在后面。古德温看了看科里，勉强地笑了笑。科里在他们进了律师事务所后，回到了时报大楼，留下另一个记者在路边巡视，捕捉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之后会做出的任何评论。这天科里写的报道是很客观的，没有提到他们起初走错了楼，也没有提到那个拿拖把的清洁工惊讶的表情。科里多次试图把这些小小的荒诞偷偷地塞进他的报道，但他怀疑它们能否被文字编辑通过。

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而且他起初也没有意识到，情况却在1967年1月初开始变得对约翰·科里不利了。如果必须准确确定衰变的日期，他确定不了，而且他也没有在逻辑上分析所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事情不像过去那样好了。赞美之词没有了，他感觉到，《纽约时报》的有些编辑觉得他们过于重视这一新闻的报道了。他们想跳下这个旋转木马，但又不能，因为其他报纸和媒体在日复一日地保持这方面的报道。科里怀疑自己是不是厌倦了写这个主题，《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厌倦了发表它，肯尼迪们和曼彻斯特是不是厌倦了阅读它，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点互相厌倦。但他肯定，在新闻编辑部里马后炮式的批评在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