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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主编助理，罗森塔尔已经从纽约城市组晋升了一步，但他和盖尔布继续保持个人间的亲密友情，配合得很好，上班时或下班后随时讨论一些关于报道观点和新闻方法的问题。自从文化组最近与纽约组再次联合，并且都归纽约主任负责以来，按照罗森塔尔的观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盖尔布的记者们办不到的。他们能挖出任何人的内幕，包括百老汇的演员、布朗克斯的政客或鲍厄里街头的浪子。他们只需要事先和一个人明确他们的任务，这个人就是阿瑟·盖尔布。盖尔布作为编辑可以说是成绩突出，按照新闻编辑部的预言，如果盖尔布和罗森塔尔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不发生内讧，几年之内他们将控制整个新闻部。到目前为止，作为纽约组主任，盖尔布显示了优秀的决断能力，罗森塔尔也和其他三位主编助理配合默契，包括索尔兹伯里。为了避免冲突，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做了这样的分工：索尔兹伯里负责承担丹尼尔的特别任务，帮助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招贤纳士，协助编辑一些特刊和增刊；罗森塔尔负责总部及驻外人员的更常规的日常事务。当丹尼尔外出时，罗森塔尔在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上代行主编的职责。索尔兹伯里对此无成见：索尔兹伯里对新闻办公室里谁坐在什么位置并不在乎，只要没有人限制他的独立性就行。

然而，有一天，当罗森塔尔在丹尼尔的认可甚至鼓励下来牛栏观看西奥多·伯恩斯坦及其下属编辑们傍晚从事头版排版工作时，伯恩斯坦真有点紧张。伯恩斯坦极力保护这项特权，他不想让罗森塔尔——其管理潜力是他几年前就领教过了——像一个明星学生审视老师那样看他工作。当伯恩斯坦就此询问丹尼尔时，丹尼尔向他保证说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罗森塔尔只是看一看，牛栏继续为主编选择哪些文章应放在头版。于是，伯恩斯坦心情平静下来，而且在1967年他对总的情况还是满意的。对于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也可以这样说。最近几个月的紧张状况，人事上的变动，《纽约时报》高级人员充满心酸的离开，已经渐渐从这个组织的舞台上和意识中消失了。只是在华盛顿还存在诸多的道德和协作问题，汤姆·威克的问题，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分社同纽约闹独立性的象征性人物。支持威克的人是令人敬畏的赖斯顿，在背后当后台的是一个前年就白发苍苍的虽已退休却没有闲着的人物，阿瑟·克罗克。

克罗克已年届80，但辞锋犀利，不减当年，不放过任何在纽约发表他的编辑意见的机会。1967年11月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职后，谣言四起，说麦克纳马拉是被诡计多端的总统扫地出门的，克罗克在分社狡黠地笑着说：“是的，在大组织里做事就是这样。”

詹姆斯·赖斯顿从未完全着迷于克罗克的机智，他发现无法消除华盛顿分社对纽约编辑顽固的愤世嫉俗态度，尽管他和克罗克同样关心纽约通过遥控来管理华盛顿分社的不懈企图。然而，此时的赖斯顿宁愿对这场斗争超脱一点，停下来静观其变。在过去两年里，他对新闻业特别是《纽约时报》的方向做了大量思考，他到大学的新闻系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过多次演讲，后一系列形成了他的著作《新闻界的大炮》的基础，该书于1967年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赖斯顿经常感到《纽约时报》内部失和是相当正常的事——像很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机构一样，《纽约时报》正在经历一段自我解析、实验的时期，以便确定过去的技术是否适合于未来。尽管赖斯顿个人想保护这个分社，但他还是力求在实践和哲学方面考虑华盛顿和纽约的问题，试图提高《纽约时报》内部这场斗争的意义，并使之与一些更宏观、更具有历史普遍性的而非宫廷阴谋的东西联系起来。

他认为，问题部分在于，世界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能改变自身的速度，政府和新闻界的领袖还以过去一度管用但现在已经过时的理论和假想为指南。《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编辑们和世界各地的编辑们，对于60年代哪些新闻是重要的、应该如何来表现的问题，可能处于一种迷惘或重新评价的状态。在电视时代，报纸是应该刊登更少的硬新闻和更多的解释呢，还是恰恰相反？是应该使现代记者自由度更大、编辑自由度更小，还是恰恰相反？赖斯顿在他认为略带异端色彩的时刻，怀疑世界是不是成了太复杂和太严肃的地方，而让报人无法报道。整整两代，美国一直是全球领袖，在这期间，美国在大学、基础设施、大企业和其他中心组织了大规模的智库——这种力量包括了大批非常想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人。但赖斯顿也认为，并且在他的讲演中也说，他们没有和其他美国人分享很多他们知道的东西。可以肯定，一些人做出了这样的分享，这些人是赖斯顿所谓的一个新的公仆阶级中的先锋人物。这个集团在大学基础生活、通讯媒体和政府的“三角区”之中的运作。他们是流动的作家、教育者、政府官员——麦乔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西奥多·索伦森，理查德·古德温和道格拉斯·凯特。但这些只是许多人中的几个，赖斯顿也感到有这样一些人偶尔为《时报杂志》撰稿是不够的。他认为，他们对当前发展状况的分析应该登在日报上，或许应刊登在社论版后面的专版上。

这种观点在纽约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被认为是《纽约时报》可以将其纳入未来规划中的东西，如果能找到版面的话。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提出更紧迫的大胆报道的问题，纽约想要大胆的报道，但认为从华盛顿分社无法得到。纽约的编辑们感到，《纽约时报》不需要短评家或更多的专栏作家，但它的确需要那些不玩世不恭，但会更深刻、更清晰地调查政府行为的记者。这些记者不应侵犯国家安全，但他们应知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西奥多·伯恩斯坦过去经常说，在战争或临战条件下，国家安全问题便产生，此时出版界应该遵循什么路线是不容置疑的。编辑们掌握的信息或专业知识不允许他们指责一个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官方决定。但伯恩斯坦认为，国家利益问题就不同了：它们可以是政治问题，而且一个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理解可能像另一个人的理解一样。伯恩斯坦说，新闻界应该记住，总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起不同的作用；有时他是宪法规定的最高统帅，有时他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伯恩斯坦还说，新闻界必须区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然后才能妥当行动。它不应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包括总统本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