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列国的内斗（第26/31页）

宁喜是宁殖的儿子。

十一年前，卫献公虽然是被孙林父赶出卫国，事情的最初起因是卫献公得罪了孙林父和宁殖。因为这层关系，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孙林父和宁殖合谋赶走了卫献公。

五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53年冬天，宁殖去世。弥留之际，他把宁喜叫到身边，说：“我得罪国君（指卫献公），追悔莫及。现在各国的史书都这样记载，说是‘孙林父、宁殖流放了他们的君主’。我有口莫辩。将来国君如果能够复国，你一定要将功赎罪，将这段历史改写，为我证明清白，这才配做我的儿子。如果做不到，就算死而为鬼神，我也不接受你的祭祀！”

古人自有古人的价值观。在宁殖看来，卫献公尽管荒诞无礼，作为臣子却没有任何权力驱逐国君，否则就是以下犯上，是乱臣贼子，这样的罪名他担不起。

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宁殖的迂腐，但是如果对照身边发生的事情便不难发现，古人的价值观仍然在改头换面地发生作用。就像周立波说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的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结果。”总之，组织是它可以对不起你，你却不可以对不起的玩意。只要将“国君”换成“组织”，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价值观便找到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此打住。

宁殖的遗言为卫献公的复辟埋下了伏笔。

五年之后，当宁喜见到卫献公的使者，首先想起的便是父亲的遗言。他答应了卫献公的要求，但是提出一个条件：“此事非子鲜参与不可，如果子鲜不参与，事必不成。”

子鲜就是卫献公的胞弟公子鱄，一直跟着卫献公流亡。与卫献公截然不同的是，公子鱄为人谦恭有礼，做事进退有度，深受人们好评。早在卫献公刚刚流亡到齐国的时候，鲁襄公派臧孙纥去慰问卫献公。在与公子鱄谈过话之后，臧孙纥就断言，卫献公虽然是个糊涂蛋，但只要有公子鱄的帮助，他复国是迟早的事。

“如果有子鲜参与这件事，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啦！”宁喜这样安慰自己。然而，当大叔仪听闻这件事的时候，对宁喜的决定感到很不可理喻，说：“这就是所谓的‘我躬不说，遑恤我后’吧！”

“我躬不说，遑恤我后”，见于《诗经·邶风》的《谷风》，意思是：我尚不容于世上，又怎么能够顾念我的后人呢？这既是批评宁殖临死的时候给宁喜摊派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又是批评宁喜不顾后代的福祉，同意帮助卫献公这样一个无道昏君重登君位。

大叔仪还说：“君子行事，必须要考虑后果，还要考虑长远，要慎始敬终，才不至于陷入困境。现在宁喜看待国君还不如下棋那么认真。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必定失败，何况对国君三心二意呢？可惜啊，宁氏九代为卿，一朝就将灭亡，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不只是大叔仪不看好这件事，公子鱄也不想被卷入卫献公的复辟活动。当卫献公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去与宁喜谈判的时候，他跑到自己的母亲敬姒那里去诉苦：“哥哥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害怕这样做会导致祸患。”而敬姒的回答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答应他吧！”公子鱄这才极不情愿地答应了。

在谈判的过程中，公子鱄向宁喜转达了卫献公开出的条件：“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意思是政事由你宁喜决断，我只管管祭祀的事情，当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就行啦。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承诺，又有公子鱄作为谈判代表，宁喜仍然觉得心里面并不踏实，他跑去向蘧瑗请教。

前面说过，当年孙林父起兵造反，蘧瑗曾经挺身而出，希望劝说孙林父悬崖勒马。劝说不成，蘧瑗便主动离开了卫国，不忍心看君臣相残。后来卫国政局逐渐稳定，蘧瑗又回到了卫国。

宁喜刚把话说完，蘧瑗脸色就变了，长叹道：“当年我没能亲眼看到国君被赶出去，今天哪里敢过问他回来的事啊！”于是又一次带着家人离开卫国。

现代人也许很容易指责蘧瑗不负责任，但在孔夫子看来，蘧瑗两次逃离卫国，却是仁、智、勇的表现：“君子哉蘧伯玉（蘧瑗字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在很多时候，用脚投票是最接近良知的现实抉择。

有大叔仪的批评在先，又有蘧瑗的用脚投票在后，宁喜对于帮助卫献公复辟这件事越来越没信心了，他又跑去问大夫右宰谷。右宰谷一听，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不行不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们老宁家就得罪了两任国君（得罪卫献公在先，得罪卫殇公在后），天下哪里有你的容身之所！”

宁喜有些无奈地说：“这是先父临死前的重托，我怎么可以违背他的遗命？”

右宰谷说：“那我替你打探一下情况吧。”

右宰谷以宁喜使者的名义来到夷仪，见到了卫献公。回来之后对宁喜说：“国君在外流浪了十二年，脸上却没有一丝忧愁的样子，说话还是那么尖酸刻薄，还是原来那个人！你如果不赶快停止这个计划，我们离死不远了。”

宁喜说：“那不是还有子鲜在那里嘛！”

“子鲜在那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右宰谷说，“一旦出现问题，他最多不过自己逃亡，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帮助呢？”

“尽管是这样，”宁喜沉默了半晌，“事情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公元前547年2月，宁喜和右宰谷突然发动政变，带兵进攻孙林父在首都帝丘的府邸。当时孙林父正好在自己的领地戚地，他的儿子孙嘉奉命出访齐国，另一个儿子孙襄则留守家中。宁喜和右宰谷攻了一气，没有攻破孙家的大门。

因为担心孙林父从戚地发动反扑，宁喜便带着部队退出帝丘，驻扎在城郊，而右宰谷仍然留在城内监视孙家的动静。半夜里，孙家突然传来阵阵哭声。右宰谷派人去打探，原来孙襄白天受了箭伤，伤势过重，于当天夜里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