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贵族的弄权（第14/22页）

浑罕的话说得有道理吗？当然有。无论站在家族，还是维护执政统治的立场上，子产的新政都是对自己的背叛，于他本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新政无疑是一剂增加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良药。由此可见，林则徐那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是对子产“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阐释。既然以国家为重，个人利益就只能放到一边，即便是对自己不利的话也要说，对自己不利的事也要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浑罕的预测竟然全准。曹国灭亡于公元前487年，蔡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前447年（期间一度被楚国所灭，后复国），滕国灭亡于公元前414年，郑国灭亡于公元前375年，卫国则一直延续到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公元前536年，子产又推出一项新举措，将郑国的刑法铸刻在大鼎上，并且立于宫门之外，让来来往往的百姓看个明白，史称“铸刑书”或“铸刑鼎”。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其轰动程度不亚于扔下一颗原子弹。

晋国的老学究、以博学而闻名的叔向听说这件事，专门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

“原先我一直对您抱有希望，认为您是郑国的栋梁，现在看来我完全想错了。从前，我们的先王根据事情的轻重来判断案件，而不制定刑法，是因为害怕民众有互相争夺之心。即便如此，仍然不能禁止有人干坏事，因此又用道义来教育，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引导，用信用来维持，用仁爱来奉养。设立官职俸禄，是为了奖励那些服从领导的人；严厉地判刑，是为了警告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这样犹恐不能奏效，所以用忠诚之道来训诫他们，根据行为来奖惩他们，用专业知识来教育他们，和颜悦色地驱使他们，庄重严肃地对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审判他们的罪行。这样还是不够，还要寻求贤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吏、忠厚老实的乡长、循循善诱的老师，共同来管理这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放心地使用民众，而不担心发生祸乱。现在您不但制定了刑法，而且公之于众，究竟有没有想过这样做将要带来的后果？从此之后，民众知道法律了，就再也不会尊重你们这些统治者了。遇到问题，他们会去看刑鼎，如果对于官府的判断不服气，就会对照法律条文提出异议。这样的话，您就启发了民众的争斗之心。他们根据法律条文来办事，只要有一两次侥幸获得成功，这个国家便没有办法统治了。”

叔向的立场是什么意思呢？简明扼要地说：

第一，统治者的出发点总是好的，做的事情总是对的；

第二，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最好都像绵羊一样，只知道乖乖听话；

第三，法律这东西，是老百姓对抗统治者最可怕的工具，一旦大家都知道了法律，尝到了应用法律的甜头，要求按照法律来办事，统治者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凡事自有法律管束，再伟大再正确的领导全是白搭。

事隔数千年，仍能感受到叔向说这些话时忐忑不安的心跳。是啊，如果老百姓的心智被开启了，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动不动拿着法律条文来对抗政府，甚至可耻地要求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个国家还搞得下去么？这还不闹得跟美国一样，一点点事就弹劾总统，部级官员出差只能坐经济舱，让全世界人笑话？子产啊子产，你就不能好好当你的执政，非要把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让给那些泥腿子？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要制定法律，那也没问题，但你别铸那什么刑鼎，搞得天下皆知啊！

“夏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了‘禹刑’；商朝有人违反政令，所以作‘汤刑’；周朝也发生了这种事情，所以作‘九刑’。但他们都没有公之于众，只有统治者掌握。”叔向继续写道，“现在您执政郑国，一上台就划定水田的边界，强调产权；推行丘赋，受到广泛质疑；现在又热衷于制定法律，把刑法都铸在鼎上。您打算用这些办法来安定百姓，不是事与愿违吗？从此以后，老百姓知道怎么打官司了，就会抛弃礼义道德而求助于法律，一字一句地弄个明白。触犯法律的事情不会减少，只会增多，为了打官司而行贿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这样下去，在您活着的时候，郑国恐怕就要衰败了。我听说，国家要灭亡，必然多订法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子产看了这封信，微微一笑，提笔回复道：“正如您所言，我是个没本事的人，不能考虑到子孙后代，我的政策只是用来挽救当代的，后人的事，留给后人去考虑吧！虽然不能接受您的建议，但还是感谢您的提醒。”

叔向的话并非全无道理。法律只能规定原则性的问题，遇到具体的案件，人们往往灵活对待，钻法律的空子。当时郑国有位著名的讼师，名叫邓析，潜心研究子产刑书上的漏洞，帮助人家打官司。但凡他经手的案件，白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几乎没有他打不赢的官司。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邓析的厉害：有一次洧水发大水，淹死了一个富人。尸体被别人打捞起来，富人的家人要求赎回，然而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太高，家人不愿接受，于是找到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不用着急，除你们之外，他还能卖给谁？”捞到尸体的人等得急了，也去找邓析要主意。邓析回答：“不要着急，他不从你这里买，还能从谁那里买？”

可以想像，有了邓析这种人，子产的刑法推行起来，就没那么轻松了。通过打官司，邓析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还开馆授徒，传授打官司的经验，甚至私下编了一本“竹刑”（写在竹简上的刑，当作教材，专门教人怎么钻刑鼎上的空子。终于有一天，子产忍不住了，派人将邓析抓起来，当街斩首示众。

当然，关于子产到底有没有杀邓析，史上历来有些分歧。《左传》压根没有提到邓析这个人。《吕氏春秋》则言之凿凿，说子产“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列子》中甚至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子产的两个兄弟耽于酒色，子产还找邓析求教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子产和邓析的关系非同一般，恐怕不至于诛杀邓析。

个人意见，以子产的修养，应该不至于采取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邓析。

就在子产铸刑书后不到一个月，新郑城中发生了一件怪事。大白天的，有不少人见到一个白衣散发、浑身是血的男子，目光呆滞地走在大街上。仔细看时，可不是在“良驷之争”中丧命的良霄吗？大伙吓得不轻，连忙请来法师驱鬼，没想到什么手段都用尽，却对他丝毫不起作用，反倒是把法师也吓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