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5/13页）

英法两国都深知自身的国力太弱，无力维持于1919年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它们也都知道，目前这种局势极其不稳，继续维持实在难上加难。再战一场，非但无益，徒招更大损失。因此眼前的上上之策，便是与再度兴起的德国磋商，以求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欧洲秩序。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便意味着向日渐强大的德国让步。不幸的是，新复兴的德意志帝国，却掌握在黩武独夫希特勒的手中。

所谓“绥靖”政策，自1939年以来即被报界口诛笔伐，可以说声名狼藉。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其实这种做法，在当时许多西方政客眼中看来极有道理。这些人心里并不十分反对德国，在根本上也没有强烈反对法西斯的热情。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欧洲大陆的版图更迭，特别是在那些“我们极不熟悉的遥远国度”（张伯伦语，1938年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里发生的变化，可不是什么令英国人血压升高的大事。（法国人可就不同了。可以想象，任何有利于德国的举动，都使得法国人神经紧张。德国迟早会跟法国作对，可是法国弱得很，哪里禁得起？）但是如果再来一场世界大战，定会使英国经济崩溃，大英帝国也必然瓦解大半。后来事实证明，果如所料。虽然从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殖民地独立运动领导者，以及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来看，只要能够打倒法西斯，他们随时愿意付出这笔代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对讲究理性与实际的大英帝国统治者来说，如此牺牲实在太过分，绝无必要。

然而事实发展显示，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根本不讲道理，其政策目标既无理性又无止境，与之妥协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扩张侵略，先天就是希特勒这套系统的基本质素。除非众人趁早认命，接受德国必然取得支配霸权的局面——也就是打定主意，不去抵抗纳粹挺进的行动——否则战争必不可免，只是迟早而已。因此在30年代，意识思想便在政策形成上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如果德国的意图是由纳粹思想挂帅，那么讲求现实政治的做法就完全失去可行性。有识之士于是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希特勒之间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不过，前者对现实状况的评估虽然相当正确，其结论却建立在极不实际的理由之上。他们之中，有人认为法西斯在原则及先验上难以容忍而反法西斯；有人则站在同属先验性质的立场上持另外一种理由反对法西斯——他们以为，我的国家“代表的理念正义之所在”，岂可妄言牺牲低头（丘吉尔即为第二类人士之代表）。丘吉尔的矛盾是：这一套浪漫伟大的念头应用在政治判断之上，自1914年以来已经证明一错再错——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的军事对策在内——可是面对德国问题，这一宝却竟然给他押中了，再合乎实际不过。

反之，主张姑息手段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状况的看法却一点也不实际。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可看出要与希特勒达成任何协议是难于登天之时，那群姑息主义者却抱着他们莫名的和平幻想仍不死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会发生1939年3月到9月间那场黑色荒谬的悲喜剧。可笑的一幕，终于以一场大战的形式宣告结束——这却是一场其时其地，没有一个人想打的战争（甚至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英法两国，一直到1940年德国发动闪电战将它们摧枯拉朽般扫到角落之际，才弄清楚自己作为交战国家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势所趋，英法虽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却始终无法面对现实，从而认真考虑与苏联洽谈合作一事。然而若没有苏联参与，盟国既不可能拖延战争，更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事。若没有苏联相助，张伯伦提出的承诺——保证助东欧各国抵挡德国的突击攻势——无异于一张废纸。伦敦与巴黎当局其实并不想打仗，充其量只愿意显示一下制止战争的实力。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不动武简直不切实际。斯大林一再遣使与西方协商，建议双方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同布阵，奈何对方置之不理。德军铁蹄开进波兰，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还意存观望，打算与希特勒重开谈判。事实上，希特勒也盘算到张伯伦可能会有此想法（Watt，1989，p.215）。

结果，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却意外地落了空，西方各国向德宣战。宣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各国政界人物想要一战，却出在希特勒自己身上。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的东进政策太过分，使得姑息派完全没有退路。原本对反抗法西斯一事无所谓的广大群众，现在一经动员，起而相抗，这种形势都是希特勒本人一手造成。从根本上来说，1939年3月德国正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民意，舆论一反过去妥协的论调，转而支持抵抗法西斯。民心向背既定，政府虽不情愿，也只有被迫从之。英国政府的政策既转了方向，法国政府别无他计，也只有立即跟进，追随自己这个唯一还算有点办法的盟友。于是破天荒第一遭，英国国民同仇敌忾，决意与希特勒作殊死战，不再分歧不合。可是为时已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德军铁蹄迅速无情地踏进波兰，并与斯大林瓜分该国。斯大林退居中立，不知自己后患已定。一场德国大唱独角戏，英法虚张声势的“静坐战”（phony war），便在西方世界妄求和平的假象后到来。

其实在慕尼黑会议以后，不管哪一种现实政治的言辞，都无法再解释姑息者的做法了。一旦大局明朗，开战之势不可避免——而在1939年，又有谁能否认这个形势？——唯一可做的事，应该只有加紧备战，可是当时西方各国却不这样做。矛盾的是，在大势已定之前，即使在张伯伦执政之下的英国，也自然不愿希特勒的霸权在欧洲出现。虽然法国彻底崩溃之后，英方曾认真考虑与德议和，换句话说就是接受战败的事实。而在法国的政客与军人当中，虽说失败主义弥漫，悲观气氛冒头，法国政府却并不打算也不会放弃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一直到1940年6月，法国守军全面瓦解，这种念头才终止。然而法国的政策有气无力，左右不逢源。它第一不敢依照权力政治中强者为王的法则早早低头；第二不敢追随左派抵抗人士的先验理念起而抗德；第三同样不敢贸然照右翼反共派的先验理念对付共产党。对左派来说，天底下再没有一件事能比打倒法西斯更为重要（不论是法西斯思想本身，还是希特勒的德国）。对右翼而言，“希特勒如果失败，即意味着对抗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壁垒——极权体系——的彻底瓦解。”（Thierry Maulnier，1938in Ory，1976，p.24.）我们很难断定到底是什么因素左右了这些政治人物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决定，不但受其本身才智的影响，他们判事的眼光，也为其固有的偏见，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希望、畏惧等所蒙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回忆，尚在众人脑中萦回；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似乎也正面临最后灭亡的局面。西方政治家对固有制度失去信心，充满自我怀疑，这种茫然疑虑的心理，在欧洲大陆比英国更为严重。众人的确担心，他们真的不敢肯定，在这种无望的情况之下，抵抗政策到底能否发生作用，前途未卜，胜负犹不可期，为此付上高昂代价，是否值得。但是对英法两国多数政界人士来说，他们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尽力维持目前不甚令人满意也难以持久的局面。而在这一切现象后面，又有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命中注定在劫难逃，法西斯主义是否毕竟胜过另外一条路呢？另外一条路即社会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之路。如果说，在法西斯的菜单上只有意大利式法西斯一道菜，保守人士或温和派政客恐怕便少有人疑虑了；甚至就连丘吉尔也倾向意大利。可是现实的问题却是，大家面对的法西斯不只是墨索里尼，而是还有希特勒。但在30年代，尽管意大利并非法西斯的掌门人，各国政府与外交人士依然络绎于罗马道上，纷纷前去和意大利交好，希望借此可以稳定欧洲局势，或者至少把墨索里尼拉得与希特勒远一点，不让他与他的得意门生牵手合作。我们不可轻看这种企图与盼望的意义，不幸的是，种种笼络手段最后却都没有成功。虽然连墨索里尼本人一开始也相当实际，尽量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我行动空间。一直到1940年，他才做出结论——虽然是个错误的结论，却并非完全没有理性依据——认为德国大胜已成定局。于是他也急忙跟进，向西方盟国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