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第12/12页）

下面，我们便来看看这是一场怎样的文化革命。

[1] 农业人口向外大量移出的现象，除去无人的南极大陆不算之外，约占全球陆地的五分之一。

[2] 所谓绿色革命，是指有系统地将高收成作物的新品种引入第三世界地区，并配以专门适合这些新品种的方式耕作。这项革命主要于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

[3] 就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任何选民压力的问题需要考虑。

[4] 在这些极其少数的例子中，苏联是其一。苏联学生与东欧及中国学生不一样，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主义分崩离析的年代毫无分量。相反地，苏联的民主运动被认为是一场“四十来岁的革命”。年轻一代已经道德颓丧，士气低落，只在一旁扮演观众的角色。

[5] 这些老牌工业国家包括比利时、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瑞典和瑞士。

[6] 后福特时代，这个名词的兴起，是左派企图对工业社会重新思考而出现的，并由利比兹（Alain Lipietz）使之流行。他是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Gramsci）那里借得此语。

[7] 该市市长曾亲口对笔者转述此事。

[8]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美国技术工人及工头的人数由就业总人口的16%降至13%。同一时期的“劳动工人”比例却由31%降为18%。

[9] 主张重新分配、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遭到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中产阶级的重要成员，以及工资较高的工人阶层，便因此与民主社会主义这项选择分道扬镳，转而形成支持保守政府议案的新多数。（Programma2000，1990.）

[10]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便往往被有组织地排挤于技术工人行列之外，后者则日益发展为新教徒独霸的职业。

[11] 在几个天主教国家里，例如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80年代的离婚及再婚率远比西欧、北美其他国家为低。此事绝非偶然。这4国的离婚率为0.58‰，而其余9国（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美国）的平均则为0.25‰。至于再婚数字在全部婚姻中所占的比率，则前4国为2.4‰，后9国平均为18.6‰。

[12] 因此堕胎是德国共产党极为看重甚至可以因而起来反对的一项权利。民主德国的堕胎法令，因而远比深受基督教民主联盟影响的联邦德国为宽。德国于1990年统一，但是德国民法绝对禁止堕胎，进一步使得其中的法律问题愈发麻烦。

[13] 1929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3名正式或候补成员当中，只有6名女性，1924—1929年间，党内504名主要人物里，也只有7%是女性。

[14] 因此美国的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即在某些社会资源及活动的取得上，给予某一群体优惠的待遇，只能在以下的假定下才能代表平等精神的真意义：这只是暂时的帮助手段，一旦在获取上建立了真实的平等，优惠待遇便应逐步解除，换言之，此种优惠的目的，应该旨在祛除于同一竞争手段之中加诸某些竞争者身上的不公平障碍因素，而反歧视行动有时确也在此假定上完成了任务。可是论到永久性的差异，反歧视的意义便不适用了。比如让男子拥有优先修习花腔女高音（coloratura）课程的权利；或坚持根据理论上的可取性，军队应该依照人口的比例，将50%的将领名额保留给女人担任。诸如此类的建议自是可笑已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论男女，只要他或她有意愿并有资格演唱歌剧《诺尔玛》（Norma）中的女角，或在军队中带兵，我们都不应剥夺他（她）们实现其愿望的机会。

[15] 另外一种情况虽然不大常见，出现频率却也在日益增加，那就是丈夫面临随妻子工作他迁的难题。90年代任何一位学术界的人，交往圈中应该都有人经历过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