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第5/11页）

但是苏联的种种弊端，其实往往反映着国家社会政治状况，而非布尔什维克设计的本质目的。合作制度及集体作业，若以不同程度与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运作，本也可以获得成功，如以色列实施的集体农业屯垦制度（kibbuzim ），就比苏联制度更具共产主义特色。而纯粹的小农制度，却往往将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补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气，改善增加土地生产。[4] 然而苏联的农业政策，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失败，可是后起的社会主义政权里面，拾其牙慧者却不乏其国，至少在刚起步时是如此。

苏联发展之路上还有另外一大弊端，那就是它硕大无比、膨胀过度的官僚体系，即在其政府集中号令下的畸形产物。其庞大繁复，连斯大林本人也对付不了。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30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其实是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至少，他的用意也在防范官僚系统演变成僵化的统治阶级。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可是政府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命运，反使行政系统愈加臃肿，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于是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之下，这一批领导精英的最上层，如人所说，不啻一群“拥有权势的特殊奴隶，随时随地都在大难边缘。他们的权势、他们的特权，永远笼罩在一股‘记着，你总逃不了一死’的阴影之下”。斯大林死后，或者说在最后一位“大老板”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后，苏联体系内，便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沉滞僵化的发生了。

最后使得苏联制度陷于绝亡的第三项缺陷，却是它缺乏弹性的僵化。苏联式的生产，一味致力于产量的提高，而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则完全于事先决定。其体系内部，毫无一种变换“产量”及“品质”的调节机制（其产量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不断上扬）。创新发明，更非此制度所长。事实上，在苏联的经济制度中，“发明”根本不能为其所用，而且也不会用在与“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不同的民间经济之上。[5] 至于消费者需要的供给，既非通过反映其喜好的市场环境，也非基于以消费为取向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里，国家计划机器扮演了决定一切的角色。充其量我们只能这么说：虽然苏联工业结构本身，继续偏向于生产资料生产，它同时却也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品。只是其分销系统实在太过糟糕，更有甚者，组织性的功能几乎完全不存在。因此要没有“次级”或所谓“黑市”经济，苏联境内的生活水准，根本不可能有效提高。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改善很惊人，而黑市经济的增长之快，自60年代结束以来尤为快速。地下经济的活动规模，自然缺乏官方文件的统计，在此我们只能大略猜测。但是到70年代后期，据估计，苏联都市人口花费在私人经营的消费、医疗，及法律服务方面的支出，约有200亿卢布，另外还要花掉70亿卢布的保安“小费”（Alexeev，1990）。这个数字，几乎可以与当时苏联的进口总额相等。

简单地说，苏联体系的设计用意，在于尽快将一个极落后、开发度极低的国家，早早送上工业化的大道。它也假定，它的人民将满足于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只要有足以保证其生存所需的最起码的社会物质条件，一切都好说话。至于这些基本生活水平的高低，则全看这个进一步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在其全面总增长的巨流当中，能够疏漏下多少给人民消费了。说起来，尽管这个体系极其缺乏效率，极其浪费，却毕竟达到了上述目标。1913年在沙皇治下的俄国，虽有着全世界9.4%的人口，却仅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及工业生产总值的14.6%（不过其农业产量，却只比其人口比例稍高而已）（Bolotin，1987，p.148—152）。苏俄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它维持近半世纪之久的超级大国地位，事实上也靠工业化的成果所赐。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有违共产主义者先前的期望。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便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这么一个制度，却是1944年后，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所在的国家经济沿袭的范本。

苏联革命，同时也发展出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制度。欧洲左派的群众运动，包括布尔什维克党隶属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在内，都从以下两项政治传统出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脉相传的雅各宾时期革命传统——选举式，有时甚至直接式的民主——以及集中式的行动导向。19世纪末叶在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群众及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以党派、工会、合作组织，甚或以上三种结合的面貌出现，其内部结构及政治志向，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气息。事实上，凡在普遍选举权宪法尚未存在的地方，以上这些运动，往往就是促其出现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前者在根本上，便一心以政治行动为主要任务。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扬弃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民主性质（与其经济制度一般，后来也纷纷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提供范本），虽然在理论上不断保持着它的科学内涵，不赞同个人独裁。[6] 简而言之，正如苏联经济是一个统制式的经济，苏联政治也是统制式的政治。

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部分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变化的历史，部分反映了当时年轻苏维埃政权面对的重重危机及紧急形势，部分还反映出独裁者本人的怪异性情——这个格鲁吉亚地区一名酒鬼鞋匠的儿子，早先曾读过神学院，后来则在自封的“铁人”政治称号之下以铁腕统治苏联。首先，由列宁精心设计，并以一批训练精良的职业革命干部组成，专在中央领导分配下从事任务的先锋党团组织，其本身便极具发展为强权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其他众多革命热情不下于布尔什维克的苏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当时便已提出警告。因为如此一来，党便可以取代它口口声声领导的人民；（被选出来的）委员会，则可以取代一般党员，甚至取代固定代表大会的意见；以至于最高领导者大权在握，一人号令天下。（理论上虽经由选举诞生）实际上定于一尊的元首，取代了一切。这种层层“取而代之”的危险趋向，有什么法子可以制止呢？当时列宁本人虽然不想也不能做个大独裁者，而布尔什维克党，也从来不像个军中幕僚单位，反而倒更像一个永远争辩不休的学社社团（其实凡属左翼意识形态的组织，都爱争爱辩），可是这种“取而代之”的危险性，却不因此而有所减少。十月革命之后，这种趋势愈发接近事实，党由一个不过几千人的组织，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数十万，最终甚至数百万专业组织者、行政官员、管理者、监督者的庞大政党。这些人声势浩大，成为主流，压倒了原有“老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也盖过了1917年前加入他们合作的其他社会主义人士，如托洛茨基。他们与传统左翼原有的政治文化毫不相通，他们只知道党永远正确，只知道上级的决定务必执行。因为唯有如此，革命的果实方能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