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监到“权奸”（第2/2页）

第九条，说他“广置妻妾”。辩称：我只有一个老婆。十四年前，因家中琐务需人整理，遂经朋友李宝珊介绍，与既无子女又无产业的寡妇苗氏结婚。与我结了婚，她既有栖身之所，还能继续守节，明明是“节义两全”的好事，咋能说我“居心实不可问”？

第十条，说各省大吏进出京城，我必向他们索取数千乃至数万的规费。辩称：这么重大的指控，却是“拟度悬揣之词”，根本不列任何一条证据。请举报人明白指出，何时何地何人给过我何种数额的规费。

辩护状交上去，慈禧太后派人逐项核查，证明连英自辩并无虚言，这事就算了。不过，连英总挨骂，也不是没来因。清末实行“两党制”—所谓“帝党”与“后党”，帝党对外强硬，对内呼吁激进改革；后党对外持重，对内强调逐渐改良。用今天的话说，帝党多“愤青”，后党太“精英”。帝党不敢公然指责太后，只好拿他们心目中太后所倚重的人来开刀，耍一耍“清君侧”的把戏。于是，外朝李鸿章，内廷李连英，成了众矢之的，有事没事，大家就拿二李寻开心。连英本是一个低调的太监，生生被炒作为高调的“权奸”，悲催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