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7/12页）
游牧族自身的中原化历程和军事转型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中原政权就习惯从林胡、楼烦等草原游牧族中招募或强制征发骑兵。[83]楚汉战争中频频见诸史籍的骑射“楼烦将”也显示了这种风习。这些加入中原军队的游牧族骑兵，或属于自愿雇佣性质，或出于被征服而强制服役，本书概称为“游牧族仆从骑兵”，他们自然要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与战术。
西汉之后，游牧族仆从骑兵也要同步接受正在完善之中的冲击战术。东汉初为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幽州突骑，《后汉书》中有多处记载，但只有极少处提到其中有乌桓骑兵，如建武三年（27年）吴汉指挥对苏建的战斗，吴汉麾下有“乌桓突骑三千余人”，当双方列阵完毕，“汉躬被甲拔戟，令诸部将曰：‘闻雷鼓声，皆大呼俱大进，后至者斩！’遂鼓而进之”[84]。汉军由此一举击溃苏建武装。可见在吴汉的严令之下，这支乌桓骑兵采用了直接冲击的战术。东汉末的中原割据势力，普遍都使用乌桓（乌丸）等游牧族仆从骑兵。[85]
和游牧族战士在中原学习冲击战术相比，游牧族自身的集权化（中原化）历程要缓慢得多。东汉末的混战中，中原对边地控制力削弱，乌桓蹋顿兼并了塞外诸部族，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对东北沿边诸郡形成威胁，“边长老皆比之冒顿”。从这个比喻来看，蹋顿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冒顿匈奴帝国的再现，其军事特点应当是以骑射为基础的袭掠，战术和政权结构都与中原差距较大。所以当曹操的正规军对其发动突袭时，“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几乎完全是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经典战例的翻版。被俘乌桓人则迁入塞内成为曹操政权的仆从骑兵。[86]
此后，乌桓作为一个部族再未实现振兴，北方塞外的主导力量变为鲜卑人。在东汉中后期，鲜卑族就已经萌生了形成政权的趋势：汉桓帝时，部落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尽据匈奴故地”，与东汉形成对峙态势。但檀石槐政权仍非常粗朴，“自分其地为中东西三部”，分别以部落大人统领之。[87]这和匈奴帝国时左、右贤王与单于三部分治的方式很类似，是游牧族的专制国家机器尚未完全成熟的一种形态。檀石槐能驾驭这些部落大人，他死后儿子则无力继承，诸部相继离散，檀石槐的帝国迅速解体。
到汉末中原战乱时，鲜卑小种轲比能部崛起，一度有仿照中原制度建立政权的举动：“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轲比能势力强盛时，一度“控弦十余万骑。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88]。这种绝对平均分配劫掠财物的做法是草原部族联盟制的遗风，也是游牧族走向集权和中原化的阻力。但作为一种历史趋势，北方游牧族的政权正处在加速形成期。
西晋早期使用游牧族仆从骑兵的记载不多，但4世纪初爆发的“八王之乱”，使得中原再度倚重北方游牧族的骑兵。这一时期的内战中，骑兵冲击战术，特别是对步兵的冲击战术得到广泛运用，而在这些战争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的，是一支规模不大的幽州鲜卑骑兵。304年，王浚的幽州兵攻克成都王颖的大本营邺城后，“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89]。这种抢掠人口的行径和《史记·匈奴列传》中“得人以为奴婢”如出一辙，本是游牧族的战争习俗，此时却受到王浚严令禁止，鲜卑人为了避免被发觉只得将被虏者投入河中。这是王浚领导才能低下所致的悲剧，但也说明游牧族仆从骑兵必须接受中原的军事纪律。在“八王之乱”中，北方游牧族通过参与中原内战，已经完全掌握了骑兵冲击战术，由此开启了入主中原和自身深度汉化的历程。
随着匈奴刘渊和羯胡石勒相继起兵，他们凭借骑兵连续击败西晋禁军和州郡武装，终于迫使晋朝迁播江南。匈奴刘氏及石勒政权也完成了游牧族的中原化进程。他们摧毁中原军事体系的攻势中，骑兵始终是战斗力最强、使用最多的主力兵种。刘、石政权都是由迁居塞内的游牧族建立，这是和以往的檀石槐、蹋顿塞外政权最大的不同，内迁生活给这些游牧族学习中原政治模式提供了机会。对于刘、石等十六国政权的中原化（汉化、封建化）问题，周一良、唐长孺等史家已多有深入论述，本书只补充一点，就是石勒虽然出身社会底层，不像匈奴刘渊家族有融入西晋上层社会的机会，但石勒在河北地区起兵之初，是追随成都王颖的旧部公师藩、汲桑等作战，并被任命为“前队督”，必然受到了中原军队的组织和战术训练的影响。他原来一直用胡人名字，改名为汉名“石勒”就是从公师藩麾下时开始的，很可能是为编制花名册方便之故，这可以作为其接受中原军事体系影响的一个旁证。
十六国诸北方政权的中原化程度，已经使其能熟练运用骑兵冲击，这种战术至此也才完全发展成熟。如石虎时后赵最精锐的骑兵“号云腾黑槊，骑五千人”，其武器“皆以漆槊从事，故以‘黑槊’为号”[90]。当石虎进攻河西张氏政权时，“命黑槊龙骧三千人驰击之”[91]，即用长槊骑兵展开集群冲击。石赵王朝崩溃后，冉闵与慕容恪展开骑兵决战：“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92]，连续冲击燕军；慕容恪对形势的判断是：“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93]可见双方都是以骑兵互相进行肉搏冲击战，战况极为惨烈。十六国中后期的氐人苻氏、羌人姚氏政权，在战术上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如在354年，前秦与桓温的北伐晋军作战时，皇子苻生亲自策马冲击，对晋军造成重大伤亡，均见本章前面诸节。而正在十六国时期，马镫发展为形制完备的双镫造型，为冲击战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并成为这种战术完全成熟的象征。
拓跋鲜卑的中原化与军事转型个案
鲜卑拓跋部是考察游牧族中原化进程与骑兵战术转型的典型个案。因为《魏书》保存了拓跋部自草原部族时代到建立政权、王朝的完整历程，而十六国诸政权则缺乏如此详尽的记载。[94]从拓跋部的历程可以深入观察游牧族军事、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拓跋鲜卑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95]，这是典型的游牧族生活方式，其部族权力结构、军事技战术应与西汉的匈奴人区别甚微。他们与中原发生互动，始于西晋末年与并州刺史司马腾、刘琨结盟，共同对抗匈奴刘汉政权。当时的拓跋部族正处在草原游牧的鼎盛阶段，“百姓乂安，财畜富实，控弦骑士四十余万”。但就在这安定富庶的同时，是其政治上的分散状态，首领家族的禄官、猗㐌、猗卢三人“分国为三部”。304年司马腾向拓跋部请求援兵对抗刘渊时，这三人都有自主行动之权，猗㐌、猗卢兄弟各自带兵参战，禄官则未参加。这也和西汉时匈奴帝国政治上的松散状态较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