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第5/11页）
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39]
后来事实证明崔浩对战局的判断错误，此次宋军北伐是刘义隆筹划已久的行动。但崔浩说魏军南北边疆的将领都希望通过战争劫掠致富，则有普遍性。拓跋焘时期的对宋战争中，魏军并没有明显的攻坚战优势。所以魏军的抢掠对象主要是村落、小城中的人口（时称“生口”）。这些南朝人口不仅可以作为奴婢劳作、出售，而且如果其在南方家族比较富裕，往往会出高价向北魏方面赎买，这种记载在《魏书》及《宋书》《南齐书》中也很常见。所以魏军在侵入宋地之后，劫掠人口的行为非常普遍。450年，魏军入侵河南、淮北之地，将掳掠的人口集中在汝阳，一支来自彭城的宋军骑兵袭击了押解魏军，“诸亡口悉得东走，大呼云：‘官军痛与手！’”（“痛与手”即打得好之意）这一年拓跋焘在给刘义隆的信中，声称自己这次南伐的原因是宋朝“以货詃引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七年”，他还夸口自己这次南征掳获的人口，远高于被刘宋引诱过去的魏境人口，“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户邪？”[40]
第三，拓跋焘对异族政权和文化的好奇
如前所述，拓跋焘自觉继承和发扬鲜卑族的尚武传统，并且非常推崇草原民族马上游牧的生活方式，鄙视南朝士族阶层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在450年，当他得知宋军筹备北伐时，曾给刘义隆写信，表达对南朝“生活方式”和宋军战斗力的不屑：
彼（刘义隆）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41]
当北伐宋军逼近魏境时，北魏将领希望向河南地区增兵，抵抗宋军进攻。但拓跋焘予以回绝。他认为汉地暂时的得失对北魏政权的影响并不大，并且坚信拓跋骑兵会轻而易举地挫败宋军攻势：
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缘河谷帛。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裤，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42]
此事仅载于《资治通鉴》，拓跋珪态度则和西汉叛臣中行说对匈奴单于的建议如出一辙，都是倡言游牧族衣食、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和对汉地的优势。
但另一方面，拓跋焘对南朝的自然环境、社会风貌及刘宋上层的政治状况，又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在450年给刘义隆的信中，曾异想天开地提出和刘义隆交换领土：由刘义隆到平城建都，自己则到江南生活：
自天地启辟已来，争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闻彼（刘义隆）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往扬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原注：伧人谓换易为博）。[43]
出于这种自信和好奇，在这一时期的宋魏关系中，不论宣战还是通好，北魏始终是态度积极的一方，而刘宋态度则谨慎、警觉而暧昧。在430年宋魏之战（刘宋方面的所谓元嘉七年北伐）结束之后，拓跋焘主动“遣使通好”，并希望与刘宋皇室通婚，而刘义隆则“每依违之”，即既不敢回绝亦不愿答应。
到450年的宋魏之战，拓跋焘已年过四旬，他对南方的好奇感不仅没有减退，而且变得更为强烈。这可能是他率领魏军南下江淮的直接动力。当魏军进抵彭城之下时，城中有刘义隆之弟江夏王刘义恭（太尉）、之子武陵王刘骏（安北将军）驻防。拓跋焘登城南的戏马台望城内，并派遣刚俘获的刘宋军官蒯应到城门下，向刘骏传达问候，称“远来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见分”[44]。刘骏派人出城送“酒二器，甘蔗百挺”，并向拓跋焘索要骆驼。宋将问蒯应：“虏主自来不？”蒯应答“来”，并“举手指西南”，可见使臣相见场面都在拓跋焘注视之下。次日，拓跋焘又到戏马台，派使者李孝伯到彭城下赠送骡、骆驼、貂裘、葡萄酒等礼物给二王，并向宋方转达：希望安北将军刘骏能出城，拓跋焘“欲与安北相见”，且承诺不会攻城。此后，双方使臣频繁往来、交换礼物，拓跋焘甚至主动索要酒、柑橘、博具（赌具）、甘蔗、箜篌、琵琶、筝、笛等乐器及棋子，城内则尽量予以满足。但刘宋二王始终未敢出城与拓跋焘见面。拓跋焘遂命李孝伯向城中传言：刘义恭、刘骏都还年轻，被困孤城难免惊恐，如果想派信使到江南，魏军可以护送，甚至提供马匹。这个提议被拒绝后，他又命使臣传言：
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干来。
拓跋焘的见面要求始终未得到刘骏叔侄的响应，遂率魏军渡过淮河，直抵长江边，派使者向刘义隆赠送骆驼、名马，并再次要求联姻。刘义隆遣田奇回赠礼物：
焘得黄甘，即啖之，并大进酃酒，左右有耳语者，疑食中有毒，焘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孙儿示奇曰：“至此非唯欲为功名，实是贪结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复相犯秋毫。”又求嫁女与世祖……[45]
拓跋焘当宋使之面饮食刘义隆的赠品，可见其无畏与大度，这也是向刘宋方面传达其自信、坦荡。此“世祖”即后来的孝武帝刘骏，可见拓跋焘在彭城之下数次要求与刘骏见面，也是想为女择婿。这段记载出自《宋书·魏虏传》，当来自刘宋使臣见闻，真实且生动。但有意味的是，到了《魏书》中，这次的会见就变成了宋人求婚、拓跋焘不允：
义隆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于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46]
魏收编著《魏书》时，已能见到沈约《宋书》，其《魏书·李孝伯传》中李孝伯应对宋人的记载，就全抄自《宋书·张畅传》。但何以这次江边的会见就改为了刘宋方面主动，而拓跋焘矜持？可能是北魏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后，逐渐接受了汉代正统的礼仪观念，所以当初拓跋焘直率、坦荡的表现，在后人眼中却变得粗野，只好对史实进行改造文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