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权中期的战争模式（第8/11页）

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任其私用，常苦饥寒。虎子上表曰：“……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65]

薛虎子上书的目的，是认为戍兵们独自保管十二匹绢，常因计划不善而发生经济困难，所以他建议由州镇长官统一管理这些绢，购买耕牛农具，由戍兵们耕作屯田。当时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可见这些士兵从家乡带来十二匹绢作为在战区的衣食开支。薛虎子本传还提到：“在州戍兵，每岁交代，虎子必亲自劳送。”可见这些士兵的服役期都是一年，所以每年都要有一轮士兵交接工作。

那么，何以见得这中携带着绢的士兵都是从普通民户中征发，而非来自职业性、终身性的部族骑兵，或者贱民营户？在已经实行了三长制（党族、闾、里三级）的东魏时，宗室元孝友曾论及这种戍兵和绢的关系：

令制：百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徵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为四闾，闾二比。计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二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计得一万六千兵。此富国安人之道也。[66]

元孝友的思路是：一百户（一族）民众之中，有闾长五人，邻长二十人，这些人不服兵役，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他建议，一百户内只设四位闾长，八位比长，就节约了十三人。每十二人缴纳代役（赀）绢一匹，当时北魏户籍上共有“二万余族”，即二百余万户民众，可多收二十四万匹绢，供应一万六千名士兵。可见服兵役或缴纳代役绢，是“丁”（非贱民身份的成年男子）的义务。这种兵称为“番兵”，一方面因为他亲身服役一年，代表了十二名家乡的“丁”轮番服役一年；另外，这种兵每年都要“交代”即替换一次，也有轮番之意。薛虎子时每名戍兵带十二匹绢，到元孝友时为十五匹绢供养一兵，可能是兵役制的细节变化，或者有州郡政府的克扣截留。

与薛虎子基本同时，太和初年宗室拓跋平原任齐州刺史。这里与刘宋并不接壤，但距离较近，所以也有河北地区的戍卒驻防，拓跋平原对这些人待遇较好，“北州戍卒一千余人，还者皆给路粮”[67]。到北魏后期，定州的一名官员负责送本州戍兵到荆州服役，乘机贪污“兵绢四百匹”，可见士兵们都带着绢赴前线。[68]北肃宗朝李韶曾任冀州刺史，政绩较好。他去世下葬之后，“有冀州兵千余人戍于荆州，还经韶墓，相率培冢，数日方归”[69]，可见这些冀州戍兵都是普通民户而非职业化的军户，所以对本州父母官有感情。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到，从孝文帝前期到世宗、肃宗朝（480—520年代），北魏在与刘宋政权交界的徐州、荆州地区，有大量来自河北地区的一年期戍兵（或称为番兵）驻防。另外，到肃宗朝，宗室元澄曾建议：“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70]说明当时亦用禁军士兵驻防南线边界，但元澄认为这些人应主要用于机动作战，长期驻防则应用蕃兵。

薛虎子提出对戍兵们的绢“集中管理”的做法，似乎逐渐形成惯例，所以在北魏后期，南朝军队与魏军作战中经常缴获大量绢布。比如498年魏军与南齐军裴叔业部战于涡阳一带，齐军一战获胜，“斩首万级，获生口三千人，器仗驴马绢布千万计”[71]。次年，齐军攻破魏军据守的马圈城，“（齐）官军竞取城中绢，不复穷追”[72]。506年，梁军发动北伐，韦叡所部攻破魏军的合肥城，“俘获万余级，牛马万数，绢满十间屋”[73]。可见只要魏军驻防之处都会有大量的绢。对比拓跋焘末年的宋魏之战（450年），宋军王玄谟部占领碻磝城，也缴获了魏军大量物资，但其中没有绢布。[74]可见经过460—490年代北魏的军事转型，驻防南方战线的主力已变为以代役绢供养的步兵。

贱民性质的兵户或营户

在北魏中期，具有世袭贱民性质的兵户（或称营户）越来越多。这些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从被征服地区、部族的民户转化而来；二是罪犯充军代替刑罚。

拓跋焘末期为了防御刘宋北伐，曾于450年“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编入军队作战，已见前文。到拓跋濬在位的和平（460—465年）末年，冀州刺史源贺曾上书建议：“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75]获得批准。源贺所任冀州是当时民户稠密之地，亦在拓跋焘时以死罪补兵的三州之中。且源贺上书时未有重大战事，所以这个政策应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

将征服地区的民户作为军户，有一例证是原刘宋青州治所东阳的孤儿高聪。献文帝初年魏军占领青齐地区后，高聪随当地人被迁入平城一带，“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至”，后因同族官员高允向孝文帝推荐，方免除了兵户身份。[76]这是在北魏上层有亲属援引的情况，对于更多的青齐兵户，则难有这种脱籍机会。

贱民兵户和平民一年期戍兵一起服役，承担的作战任务不会有太大区别。但在补给或立功奖励方面可能有所区别。488年魏军对南齐作战失利，齐军攻克醴阳城。北魏朝廷“诏醴阳被掠之兵，有得还者，赐绢二十匹”，大臣公孙邃（公孙表之孙）则向朝廷“奏为贵贱等级”，被孝文帝称赞采纳。[77]公孙邃是要求给曾被俘士兵的绢数有所区别，体现出贵贱之分。这种区分大概不会是军官与士兵的官阶之分，因为区区二十匹绢对于军官来说无足挂齿，所以这里要体现的应当还是贱民兵户与平民戍兵之间的区别。

兵户和平民戍兵相比，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固定服役期限，终身不能脱役。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曾诏令“镇戍流徙之人，年满七十，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等，听解名还本”[78]，是对老年兵户的优免政策，但只针对无子孙之人，如果有子孙则不能解除兵户之籍，且子孙应继续服役。

到世宗景明元年（500年），南齐的寿春（寿阳）城投降北魏，魏军在此“置兵四万人”驻防，这些军队中就包含部分兵户贱民。次年，诏令“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79]，因为寿春隔在淮南，处于南方萧梁军队包围中，局势险恶战事激烈，故用放免兵户为民的政策激励其战斗意志。寿春战事频繁，不可能减少兵员数量，所以这些放免的营户肯定还要继续从军，不过待遇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