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2/19页）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体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之时，这位垂暮老者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895年初夏的一天，77岁高龄的京剧名角刘赶三在北京一家戏园登台献艺。刘赶三是有名的丑角，除插科打诨的功夫了得之外，还以敢于嘲讽权贵，抨击时弊，广为人推崇。就在刘赶三在戏台上表演时，突然想到时下的国耻，便即兴来了一句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这明显是一句嘲骂当朝重臣李鸿章的话，当时，割让台湾、辽东，赔款2万万两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的公敌，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挤满了他的照片，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则雪片般飞向光绪皇帝的案头，而更有许多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在不断地经历战败求和的屈辱之后，整个民族很容易感染上这种急切“雪耻”的情绪。

这一句即兴发挥的台词里，“三眼花翎”成了无尽的羞辱。而在此背后，不仅仅是晚清一代重臣盛极而衰的个人命运，也是整个国家改革努力的失败。

三眼花翎

李鸿章的“三眼花翎”得来时间并不长。1894年，慈禧要过六十岁大寿，刚过正月初一，慈禧便“殊恩特配”，将一班大臣都加官进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于是，李鸿章被破格授予“三眼花翎”的荣誉。“三眼花翎”，对汉人来说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尊荣，之前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也只是获授过双眼花翎而已。这一刻，李鸿章达到了一生功业的顶峰。

而为了这一刻，李鸿章几乎付出了50年的努力。早在1843年，年仅20岁的李鸿章离开家乡奔赴京城准备参加来年顺天府乡试的路上，李鸿章写下了10首《入都》诗，后来广为传颂。他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写道：“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尽管李鸿章第一次科举并未考中，但在这些诗句里，一种气宇轩昂、纵横捭阖的气概已是喷薄而出。

曾国藩见到少年李鸿章时，这样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正如此，步入仕途后，不管是在曾国藩幕下出谋划策，还是独当一面平发平捻，李鸿章的才能、谋略都显露无疑。为官之路上，李鸿章左右伸张、如鱼得水。正如他晚年所言：“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像传统儒学所要求的官员的样子，李鸿章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同时，也常常肩负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当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已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彻的耻辱与灾难，而国内又逢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作乱、匪盗四起，一时这个危机四伏的大清朝更加岌岌可危。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当时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何以自立！”

所以，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李鸿章等一批官员的努力下，一场旨在自强国家的洋务运动开展起来。而从李鸿章办洋务的实践来看，无论如何他交出了一份可称得上出色的成绩单：1865年，筹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1870年，建天津机器局；1872年，挑选一批聪颖子弟派往赴美留学；同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1875年，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矿、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行业的早期发展，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他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对空谈理论的排斥，希望通过踏踏实实地做事，来一点点地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对洋务自强，他充满着信心；对残破的国家，他也从未丧失重整乾坤的自负。

但1894年，注定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甲午战败，消息传到朝廷，翁同龢将失败归结为李鸿章消极应战以至贻误战机，于是恼羞成怒的光绪皇帝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有些负气般地颁布谕令：“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并削去了其直隶总督的头衔。

这小小的“花翎”之后，凝聚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一个国家耗费数十载，历经几代人，以洋务诉求的改革努力。而这一刻，一切都烟消云散。

破灭的外援

1895年初春，北国的天气依然有些凄寒，李鸿章踏上了赴日求和的路程。为了激励这位备受倚重“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光绪再次赏戴李鸿章“三眼花翎”，并将之前褫去的黄马褂一并赐还。

但这一切为时已晚了。“三眼花翎”可以发还，但一个国家错过的机遇则不会再来。光绪皇帝希望李鸿章能够通过外交努力来为战败的中国稍稍挽回些利益。他也明白，讲到外交，除了李鸿章也确实再找不出第二人。

正如梁启超所言：“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届外交之生涯也。”李鸿章的时代，正是这个国家从传统的纳贡体系走出，迈向到近代外交的过程，其间充满着清官员们陌生、迷茫、惊慌与不知所措的种种表情。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无疑是最大胆，也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积极地熟悉着国际惯例、学习国际公约，并以一种长期在中国官场中练就的炉火纯青的手段在各国之间周旋，使之相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