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5/19页）

梁启超旁听英国议会时，新文化运动干将之一的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主编，随即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原本团结一致，与封建文化并肩战斗，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逐渐分化，走向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这一切，远在欧洲的梁启超自然无从察觉。

“正义人道的好梦”

2月18日，梁启超抵达巴黎。此时，巴黎和会已经举行了整整一个月。然而，不巧的是“第二日，克列曼梭（今译克里孟梭，法国总理）被刺了，正在养病。威尔逊（美国总统）回美国去，尚未再来。劳特佐治（今译劳合?乔治，英国首相）亦回家了。”梁启超无法展开外交活动，于是抽个空去法德比边境游历战地，亲眼看看一战的惨状。

3月17日，梁启超返回巴黎，旋即投入到争取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外交活动。他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首倡世界公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得到其从旁相助的承诺。随后，梁启超又先后会见英法等国和谈代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梁启超的民间外交，让会场内外的中国人都感到很振奋，以为和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事实上，自威尔逊提出14条建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公开表达同样的观点，梁启超就已经对所谓的“世界公理”便开始了期待。威尔逊的承诺，巴黎各界的支持，更让梁启超做起了“正义人道的好梦”。

然而，梁启超的努力终究是徒劳，当日本代表在会谈中拿出和北洋政府签署的秘密协定时，早有默契的英法两国站到了日本一边，就连承诺为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积极奔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在日本代表的一再威胁下，选择了妥协。

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一直梦想着“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得知这一消息，梁启超连忙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同日，蔡元培将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两天后，北京的大学生们便走上了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然而，“五四运动”的群情激愤仍然无法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北京政府于5月31日和6月9日两次密电巴黎同意陆征祥签字。林长民急忙密电梁启超，请他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学生，并阻止签字。6月28日签字那天，巴黎留学生、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在巴黎和会的阴谋宣告破产。

当梁启超梦碎巴黎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引发的“五四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愿望，由一场外交性质的政治运动迅速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精英积极投身政治斗争，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最热衷的救亡之道。

“科学万能主义”的破灭

除了巴黎和会，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目的便是了解战后情形，“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事实上，当梁启超第一脚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已经感受到了战后的“惨淡凄凉”。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上等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纸烟的梁启超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于是“只好强迫戒掉了”。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旅馆的茶座。梁启超见隔座一位贵妇人十分珍重地从项圈下取出一个金盒子来，正猜测是什么宝贝东西呢！结果一看，竟是一小方块白糖。更有意思的是，“她连（同饮的）客人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另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

梁启超不曾想到，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回想近代中国，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一次砸烂中国的大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拜倒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脚下。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然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欧洲列强，没有让科学进步继续造福人民，反而把全部的智慧用于研发杀人的武器，最终酿成这死伤3000多万人的空前惨剧。

一年多的游历，战争留下的创伤令梁启超目不暇接，他眼中的欧洲不再是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天堂，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血腥角逐的战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梁启超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在欧洲的游历中，梁启超不断听到西方学者悲观的论调。几位社会党名士听梁启超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竟然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于是，梁启超不禁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继而又想到东方自古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正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这便是日后深受国内思想界诟病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与梁启超亲历战后欧洲不同，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创的中国知识界还感受不到“科学万能”思想的危害。新文化运动竖起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依然引领着青年一代。

论战社会主义

1920年3月5日，去国一年有余的梁启超终于回到了祖国。

去国日久的梁启超或许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了。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让梁启超的“公理梦”瞬间破灭，更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