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8/19页）

此外，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问题。

一是涉嫌“朋党之争”。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被任命为执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并为谏官，过去所谓的“范党”皆在朝廷。此外，作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于朝。而范党的政敌吕夷简、夏竦则被先后罢免宰相、枢密使之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积极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着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其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句。范仲淹对石介的作为，恼火不已。

坏事的不仅是石介，欧阳修也因为自己的疏略付人以口实。面对朝廷中“朋党”的指摘，面对皇帝对朋党的深深警惕与不安，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企图重新定义朋党的概念，以解开皇帝的心结，以堵悠悠众口。在上呈给宋仁宗的那篇《朋党论》中，欧阳修指出，朋党自古有之，只不过有君子之党，有小人之党。仁宗皇帝观此奇文后，满腹狐疑地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

这无异于全盘接受了反对者的指责，承认了朋党的存在。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当仁不让地以君子自居的，那显然，任何不与之党附的人，都不得不属于小人。这种高擎起两杆截然相反的道德大旗，变相地将所有人群分类归的做法，客观上显然鼓励了士大夫的结党。所以，范仲淹及其同道，被冠以“朋党”的标签，也未必不是空穴来风。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个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这种猛烈，既表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也反映在推行的过程中。

从减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叶适说“惟明黜陟、抑侥幸，最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觉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应该先易后难，“若仲淹先国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庶几谗间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

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也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教案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