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疑案迷踪（第8/14页）

2.“春药致死”说

雍正曾说自己“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大义觉迷录》）这种自我表白未必可信。雍正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事情太多，政敌无数，还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称职的皇帝，所以才做出不好色欲、自我节制的样子来。可雍正七年之后，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政敌也摆平了，制度也理顺了，相对于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与之有关的病症也随之暴露了出来。有史料可考，雍正的后宫从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有二十几人，可能还有一些隐在后面“没名分”的。考虑到雍正在位的时间才十三年，实在不能算是“甚少”。为了应付这么多妻妾，使用“春药”一定必不可少，不排除雍正因过度服用“春药”而被“色杀”的可能。朝鲜有一本书叫《承政院日记》，是朝鲜使者写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书里记载“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当可作为雍正死于女色的一条重要佐证。

3.“人参补死”说

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宫廷医疗档案，其中医案《人参底簿》的记载，反映了清宫中大量食用人参的习俗。雍正十年五月雍正移居圆明园，至年底的7个多月时间里，皇家内廷共使用人参800多斤；雍正十三年的《太医院用人参药档》载，宫廷用掉的人参达230斤。按照惯例，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是专门供皇帝、太后和皇后三人食用或是配制御药之用的（清宫所用的四等参如今已十分少见，五、六等参相当于今天的一等野山参）。雍正本人到底食用了其中的多少好参，无可稽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食用人参的数量一定是很惊人的（雍正的父亲康熙特别谨慎，一般不用人参补身，但雍正嗜好人参）。这是不是造成雍正死亡的主要因素？也值得怀疑。

4.“中风或其他不明病症致死”说

著名清史学者郑天挺在《清史简述》中曾提到雍正是中风而死，但没有详述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这个论断还需用史料来作进一步证明。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因心脏病、脑溢血、中风等疾病瞬间丧命是完全可能的。雍正之所以暴崩，有可能得了这几种病的一种或多种。

此外，从史料上看，雍正一向患有严重的“畏暑病”。在朱批中，常因天气太热而自嘲“字画潦草”“可笑之极”等字样。为了不影响正事，他还让人制作了许多机械台扇，以便在盛暑时使用。雍正后来得病，很可能与他酷暑贪凉有关。另一方面，雍正同他的祖上不同，不爱运动，深居简出，很少参与骑射狩猎活动。从故宫所藏的雍正画像上看，他年轻时尖嘴猴腮，但晚年时明显发福，可能也与他不爱锻炼、缺乏正确的养生之道有关。这就使他体质虚弱、难以抵挡病魔的侵袭而毙命。

5.“综合死因”说

雍正之死，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他多年勤政，体力透支，且因惧怕报应而长期心神不宁、夜不能寐；二是常年服用丹药、体内大量积毒；三是过度的人参进补，反受其害；四是性生活没有节制，淘空了身体，靠春药支撑而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伤害；五是不爱运动，抵抗力差……可能还患其他疾病，这些综合因素造成了雍正的猝死。

乾隆身世之谜

乾隆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之一，当了60年皇帝，活到了89岁。他在位期间，大清帝国经过其祖、父辈近百年的努力，根基稳固、欣欣向荣，正处于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持续的“盛世”时代。在他的治下，清朝取得了文治武功的成就，终其一生，鲜有不顺心之处，所以晚年自诩“十全老人”。但是，二百多年来乾隆的身世一直没有个明确清晰的说法，他出生在哪里，他的亲生母亲到底又是谁？

这还要从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说起。

千里追《遗诏》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外出打猎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猝然崩逝。随扈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匆匆忙忙拟写了一份《遗诏》，经刚继位的道光皇帝过目后，誊抄多份发往全国各地以及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然而没多久，朝廷又下令追回所有《遗诏》，并且特别指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错诏”截留封存。很快，修改过的“新诏”又重新发出，而“错诏”的草拟者托津、戴均元等人则被开除出了军机处。

让道光帝如此兴师动众、大费周章的两版《遗诏》，区别主要在一句话，它在“第一版”中是：“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而在“第二版”中，这句话改成了“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滦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雍正）、考（乾隆）神御（画像）在焉，予复何憾?”两版《遗诏》相比，“第一版”提到避暑山庄是乾隆的出生地，而“第二版”则“删除”了这种说法，修改为避暑山庄里有乾隆和雍正的画像。

如果时间往回推十几年，我们会发现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也曾为同一件事“纠结”过。1807年（嘉庆十二年），嘉庆帝在审阅朝臣编修的记载乾隆帝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时发现，这两部重要的文献典籍都把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雍和宫原为乾隆的父亲雍正为雍亲王时的王府，雍正继位后将王府赐给了藏教喇嘛当作寺院，改称雍和宫），当即命令编修大臣就此进行核查。负责这两部典籍编纂工作的刘风诰提供了此说的依据——乾隆自己做的诗，而且不止一首。其中一首是乾隆在瞻仰祭拜雍和宫后做的，其中有一句“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这句诗的意思是：我（乾隆自称）正月初七这天到雍和宫祭拜，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在另外几首诗里，乾隆也一再说自己诞生在雍和宫，甚至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雍和宫的东厢房。

乾隆亲自写下的诗，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写下的很多首，“当然”是证明编纂人员并没有搞错的最佳证据，嘉庆最终也认可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中关于乾隆帝的出生地是这么写的：“……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乾隆）于雍和宫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