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15/17页）

李鸿章：“是否对此备忘录不许再进行讨论分辩？”

伊藤：“尽管分辩，但不能减少。”

6时30分，谈判结束。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时，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减。

伊藤笑着摇头：“不能再减了。”

当晚10时，李鸿章将日方再修正案和谈判情形电告总理衙门，请旨定夺。

次日，伊藤博文致函李鸿章，声明昨日递交的日方再修正案为最终条款，中国或允或否，请于4日内答复。

4月12日，李鸿章复函伊藤，请求再进行一次会晤。13日，伊藤拒绝了中方请求，再次威逼中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明确答复。李鸿章将伊藤博文复函全文转电总理衙门，认为割台一事已经无可商量。此电发出后，他又派伍廷芳到伊藤处探听情况。伊藤吓唬伍廷芳：“若再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

14日，李鸿章再次紧急致电总理衙门，认为如再不定约，战争又将爆发。清政府接电后，经过商量，遂电复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签约

李鸿章自言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

伊藤则洋洋得意地说：“大功告成。”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中日在春帆楼举行第六次会谈。由于清政府已经允诺可以“遵前旨与之定约”，所以李鸿章心态比较轻松。双方会谈时，仅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些改动，很快就达成最后协议。会谈中，李鸿章遵照“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旨意，几乎是哀求着能不能减少一点赔款，但伊藤博文根本不为所动。

李说：“恳请阁下多少给以让步。如不能应允五千万两，至少希望减少两千万两。”

伊藤：“我方已充分降低条件，今日些许之减少亦不可能。”

李：“赔款既不肯减，但希对土地割让能多少有所让步。”

伊藤：“两件皆不能减，屡次言明，此为我方最后条件，丝毫不能让步。”

最后，双方在商议割让台湾具体事宜时，日方提出“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台湾的交接”。李鸿章说：“一个月太过仓促。贵国何必着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哄笑一番后说：“还没有咽下去，现在饿得很。”这次谈判于当日晚7时30分才结束。

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双方在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

双方寒暄一番后，随员将有关条约之文件摆在桌上。因为之前日方伊东书记官与中国参赞官会见时，已经仔细查阅了文件。现场没有再读，双方直接在文件上盖印。上午11时40分，签订仪式结束。伊藤博文打开准备多时的香槟，祝李鸿章健康。李鸿章举杯答礼，自言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伊藤则洋洋得意地说：“大功告成。”

4月18日，李鸿章等人从马关登船回国。

1912年2月12日：辞位日

“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已经两月有余，距武昌起义亦已逾百天。自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来的浪翻波连，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这天，大清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一班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向皇太后和皇上行三鞠躬新礼。隆裕太后将三道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颁行天下。

至此，帝制中国2132年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号。于是，我们可以说，此日堪称中国历史上至关紧要的一天。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这天下午，恽毓鼎前去拜访民政大臣赵秉钧。当赵对他诉说辞位情状，这位忠心耿耿的史官不禁垂泪，在日记中，他沉痛地说：“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在上海的郑孝胥，这天的日记则只有十数字，“骤暖，甚有春气。风起”，还有两个访客的名字，直至五天后的除夕，他全文照录了逊位诏书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慨叹方今之世，一如孟子所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伤感地结束了这篇日记和这一年。

1911年10月30日 动摇

2月12日的朝见仪式充满悲情。赵秉钧告诉恽毓鼎，太后满面戚容，向大臣们倾诉作为失国太后的内心忧愤：三年来她深居宫中，并不曾干预政事，孰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恽毓鼎：《澄斋日记》）说到伤心之处，隆裕不禁失声痛哭。

三年前，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太后临终遗命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由载沣摄政。隆裕对此颇为不悦，因为她很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于是，皇太后以后常与摄政王因事发生龃龉。（《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在皇族们后来的回忆中，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远远比不上她那位精明强干的姑妈。在“国服”期间，她便听从宠监张兰德怂恿，在宫中兴建水晶宫，作为休闲之所。在帝制时代，这属极严重的问题。何况，当时朝廷正筹备海、陆两军，费用不足，然而隆裕照旧命令度支部拨款来修建宫殿。

隆裕不曾料到，自己是酣歌于漏舟之中。从1644年大清入主中原起，经历18世纪康雍乾三朝——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乾纲独断，君权臻于极致；进入19世纪，是暗淡、内忧外患交迫的一个世纪，上一世纪蕴集着的种种社会矛盾纷纷呈现。大清被强迫拉入近代，这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它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同光两朝，不时出现复苏迹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最后十年新政。直至武昌兵变，人心动摇，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

于是，太后、疆吏、党人、民众都卷入了连串的历史漩涡之中，皆被时势推着走，同时也推着时势走。投身其中的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致袁世凯函》，见《张謇存稿》）新军武昌兵变之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独立，朝廷急于消弭祸乱，稳定大局，可以说是步步退让。

在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朝廷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书中言及当下“区夏沸腾，人心动摇”。在1911年10月末，疆吏、名士和党人们，以漫长岁月构筑而成的君父世界在人心和世界动荡中碎裂了，那曾是国人两千年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