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望历史（第10/12页）

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 秋瑾在受审时， 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 “造反” 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 1907年 7月 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

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

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

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

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

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

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

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

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

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

我的答案是——没有。

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

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

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

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

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

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

“20世纪 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

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

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

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

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

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

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

“……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 1931年 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