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老生杂谈（第12/22页）

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

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

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

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

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

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

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

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

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

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