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民立法议会时期（第7/8页）

从8月10日起，法国进入革命的独裁和专权时期。由于这次起义是自下而上的，缺乏制衡和约束，下层阶级的统治开始变得残酷、暴虐。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获取自由后拯救这个国家。巴黎的起义得到各郡的纷纷响应。虽然军队暂时还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很快也将发生重大变革，这是可以预见的。像迪穆里埃、居斯蒂纳、比隆、克勒曼、拉布尔多内等第二等将领，对最近的事变持肯定态度。两个军区总司令对革命的态度却不太一样。吕克内只是觉得8月10日的起义是个意外事件。手下有三万名忠心耿耿士兵的立宪派领袖拉法耶特仍然支持王权。他将司令部设在色当附近，并把立法议会派来的三个委员囚禁于此。只想以军人暴动对抗群众暴动的拉法耶特，并没有正确认识法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没有意识到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的必然性。

8月10日的事件之后，法国国内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人数众多、斗志昂扬，对革命有着近乎痴狂的态度。而拉法耶特是不能与这个阶级意见一致的。虽然他曾镇压过这个阶级，但如今大兵压境，形势并不允许他继续这么做。

7月30日国外的侵略军从科布伦次出发以后，到了8月19日已经开始沿摩泽尔河逆流而上，向法国边境推进。法国的各支军队决心仍然服从议会指挥。吕克内、拉法耶特也都改变了态度。拉法耶特宣称自己对军事暴动负全部责任，并放下军权，离开军队前往荷兰，准备到美国去，那是他的第二故乡。很快，他在路上被捕，被视作战俘，先后囚禁于马格德堡狱和奥尔莫乌茨。在狱中，他坚强不屈，绝不低头，在被监禁了四年之后，才在英国的斡旋下被释放。

这时，起义者们却因为对起义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产生了分歧。激进派主张先控制巴黎，之后控制议会，最后控制整个法国。他们推倒了历代国王的塑像，取消了郡政务厅对市政府的监督权。为方便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也废除了法律对公民选举权的条件限制。为惩罚8月10日起义那天的阴谋分子，他们要求议会建立一个特别法庭。议会最初没有答应，但后来也顶不住来自市政厅的压力。特别法庭还是成立了，并宣判了几个人。公社觉得法庭效率低下，办案迟缓，对法庭意见很大。马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朗方等10个人是公社的主要人物，主要领袖是丹东。丹东是8月10日事变的核心，那天晚上，他在军队中四处奔走，后来领导了革命公社的工作，并担任了司法部长。丹东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被人称为平民中的米拉波。两人的缺点也极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米拉波拥有的是贵族特权阶级的缺点，而丹东却是平民阶级的。丹东是个有双面性格的人，他的长处十分明显，缺点也同样突出。他有热情，热爱生活，却又缺乏自我节制，不拘小节，挥霍无度，因而经常负债累累。有时他十分任性，有时又能非常专注。达成某项目标前，他可以不惜采取任何策略，达到目的后又散漫慵懒。他疾恶如仇，对待群众却十分谦和宽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起义时前后的表现迥然不同的原因。

普鲁士的入侵和屠杀

这时，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法国的边境，按照提前拟订的入侵计划朝法国纵深挺进。由于色当的军队群龙无首，缺乏指挥，在强大的普鲁士军队面前毫无抵抗之力。8月24日，在仅仅被包围四天后，隆维就被普军攻陷。这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30日，敌军已经攻打到凡尔登城下，并对凡尔登进行包围和轰击。凡尔登是巴黎的门户，一旦失守，巴黎将岌岌可危。

国防委员会紧急召见执政会议的几位大臣，共同商讨最稳妥的应对之策。有人建议撤退到索谬尔，也有人建议固守巴黎。丹东对这两个建议都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应该千方百计保住巴黎，因为巴黎是法国独立的象征，一旦失守，将相当于法国的溃亡，所以撤退是绝对不可以的。而固守巴黎，在首都城下作战也并不妥当。因为经过8月10日的事件，法国已经分为保王派和共和派。毫无疑问，保王派与革命势不两立，自然不可以依靠，当前只能团结在政府中占极少数的共和派。到时候，保王派肯定会趁机在在巴黎作乱，从内部策应敌人。这样，巴黎的保卫力量将腹背受敌，很有可能失败。一旦失败，起义者们自然难以存活，法国也随之灭亡。即使保卫者们侥幸胜利了，也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付出无数宝贵的牺牲。最重要的是，这是保王派最乐意看到的结果，而且他们的实力没有因为战争而损失分毫。所以说，即使保卫巴黎成功了，也是一种失败。他的意见是，只有恐吓一下保王分子，才有可能粉碎他们的阴谋和敌人的进攻。深知其意的国防委员会顿时不知所措，选择了沉默来表示反对。

主张用恐怖手段压制敌人的丹东决心将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最大限度地与群众合作，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和公社商定，建立了一个检察机构，在全城上下进行搜查，并对身份和言论可疑的人进行监禁。很快，那些在立法议会时期进行阴谋活动的僧侣和贵族被投入监狱。所有公民，只要达到入伍年龄，全部被征集在练兵场进行军事训练。9月1日，人们紧急集合，开往前线。丹东鼓励大家，只有大胆、大胆、再大胆，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战胜敌人，击溃对方。

9月1日深夜，凡尔登失陷的消息传到巴黎，人们都以为敌军已经攻了过来，一时人心惶惶。利用这个机会，公社紧锣密鼓地实施恐吓计划，派出了一个三百余人的行刑队。行刑队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将囚禁在卡尔默监狱、阿贝义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福尔斯监狱中的囚犯基本屠杀殆尽，仅有极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神圣的法律制裁，已经变质为一场大屠杀。这些刽子手冷酷无情，像是一群杀人机器。虽然他们偶尔会恢复人性的一面，但转眼之间，又举起了屠刀。

公社掌控者所有的权力，无论是议会、内阁，还是士兵、狱卒，谁都不能制止这场屠杀，更别说反抗了，只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面对屠杀，群众有的无动于衷，有的则积极参与，而多数公民，则是战战兢兢，甚至不敢表示惊愕。如果不了解党派的狂热，人们很难想象，谁会策划这样严重、持久的罪行，并付诸行动。那些曾经的肇乱者，终于等到了恶报，多数在这场他们掀起的风暴中丧命。事实上，只要是搞党派斗争的人，多数都会像他们对待别人一样，遭到别的党派的同样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