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1945年以来的全球竞争和世界主义（第7/9页）

上述三点值得详细解释。首先关于人口的一些情况。现代人类数量的激增大约开始于1750年，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当时世界人口总数大约是7.91亿人。之后的人口增长如下：

1850年 12.62亿

1900年 16.5亿

1950年 25.24亿

1996年 57.68亿

（来源：联合国，《人口简报》，1996年12月）

换句话说，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增加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过60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

农业发展增加了人类食物供应，交通运输的进步可以更加可靠地为饥饿的人们运送食物，这是人口数量起飞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致命疾病发生范围的变化，无论何时何地人类密集的交往使流行疾病取代了地方性疾病的传染。而1950年之后惊人的人口激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中，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现代公众健康机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20世纪60年代天花彻底消除，而且其他儿童疾病被接种疫苗所控制。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药品治愈了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最为广泛流行的疟疾也通过化学方式攻击蚊子繁殖的基础而被消灭。结果婴儿的死亡率下降，更多的孩子长大了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孩，这就产生了空前惊人的人口增长。

同时也存在一些传染病再度流行的迹象。很多长期形成的病菌开始进化得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而像导致艾滋病的病毒等一些新型传染病开始进入到数百万人的血液之中。性行为的变化引起了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降低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20世纪人口数量的增长注定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要达到人口增长停滞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人口压力加剧了当今许多的政治动乱、种族冲突和宗教对抗。人口数量萎缩的民族，如加拿大的法语人群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时为了确保自己的未来，而积极动员起来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敌人。另一方面，迅速增长的人口为了从邻国中夺取领土而诉诸武力，如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清洗，或拉丁美洲的游击队攻击地主。

移民是对人口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反应。自1950年起与富有的城市人口萎缩并行的是贫困的农村人口的增长，从而导致数百万人跨越文化和政治界限从乡村移居城市。不同民族混合的结果削弱了民族特性，并引发各种地区冲突。

总而言之，1945年之后的人口变化必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事实。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将如何适应这种情况仍然是未来的主要问题。

城市环境中家庭模式的改变和乡村的衰落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开始，家庭和乡村的纽带塑造了大部分人类生活。这些根本制度的瓦解真正预示着将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模式，但是还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定，因为城市生活模式是否将长期存在还有待证明。

城市人口曾有赖于来自乡村的移民，因为根据人口学统计，城市环境中加剧的传染病缩短了城市居民的预期寿命。在现代城市中，家庭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一个类似的影响，如晚婚、节育等，并且为人口繁衍带来了问题。近来的技术变化也促进了城市家庭的转变。首先当1960年避孕药物首次进入市场后，便捷、便宜和可靠的生育控制方法变得有效。因为性行为不会再引发不情愿怀孕的风险，所以这些药片引发了性行为的普遍变化。其次，洗衣机、吸尘器等新的家用电器和冷冻肉及其他便利食品的销售意味着不再需要整天烹饪和做家务。随着没有报酬的家务成为兼职性的工作时，在外面寻找赚钱的工作对于妇女来说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短缺让她们进入无数新工作中，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中为妇女提供平等机遇的法律和习俗障碍被破除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发展。

但是，照顾婴幼儿仍是一个要求全职工作的任务，而且城市妇女认为很难妥善地协调抚养孩子和繁忙的工作。甚至在丈夫愿意帮忙时，抚养孩子比起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农村来讲更多地扰乱了父母的生活，而且在农村小孩在房子或庭院周围的帮助劳作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生育的孩子变少而且更晚，生活富裕的城市人口将不能实现自我繁育。

来自农村的移民保持了城市的发展，但是西方世界的农村居民的表现和城市家庭十分相像，因此，新来者必须来自遥远的、跨越文化和种族边界的地方。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存在数百万的穆斯林，在美国有数百万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另有不同的移民混杂在其他富有地区和城市化国家中（而日本却是一个例外。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外建立工厂，而不是引进外国劳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减少的劳动力开始严峻地考验这一政策）。

农村的移民在城市混合进而成为农村的自治衰落的一个表现。在大部分文明历史中，税收和地租的征收者分享农民的收获，转而在面对毁灭性打击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不太稳定的保护。除支付租金和税收之外，农民经常按照地方风俗的规定处理自己的事务。很多世纪里村庄几乎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物品，并且进行自然的繁育。换句话说村庄是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类生活（85%～95%）的社会细胞，尽管存在着战争、政治和城市等其他形式的不稳定性，但村庄一直维持着文化和生物延续性。

但一旦为城市市场生产的产品开始传播到农村，农村自治就开始崩溃。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进程，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当铁镰刀和少数其他城市制品开始改变中东地区的乡村风俗时。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商业化主要依赖于运输，因为只有物资可以被廉价而有效地运送时才使得超出当地消费者需求的生产更有意义。因此，每次交通发展都将在乡村和城市社会之间开辟新的交换途径。19世纪中期蒸汽动力运输和以电报开始的快速通信开辟了跨洲际的网络时，这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进入到了一个高速阶段。1950年以后，广播和电视、得到改善的道路和货车加强了各地城市与乡村的物品和思想交流。

结果，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无法再维持下去。关于生活的新观念让乡村的年轻人急于享受在电视中所展示的舒适的城市生活。这种新躁动和人口快速增长让孩子不可能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生活，即使他们愿意，也没有足够可供耕种的土地。以新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进行集约耕作有时是可能的，但是移居到城市显得更简单，而且通常也更有前途。因此，城市得到了迅速扩张，而且现实可能是半数以上的人们都不再从事农业而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中。而更显著的是，仍在乡下的大多数人希望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并且因被排除在他们从电视上每天所看到的城市中的享受，经常怀有一种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