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领先的世纪（第9/14页）

卡瓦利-斯福扎和赛克斯的团队在1997年《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之后，他们的观点开始慢慢融合。卡瓦利-斯福扎现在认为来自亚洲西部的农业移民占了欧洲人DNA中的26%～28%，赛克斯则认为这个数字是20%。要说每三四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西南亚移民的后代，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单，但也没有太大的错误。

猜测与预言：东西方的生产活动对比

无论是卡瓦利-斯福扎还是伦福儒，又或者是赛克斯的观点——即使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妥协——都无法令楠泰尔的学生高兴，因为所有的这些理论都认为农民将不可避免地代替采集者。基因学和考古学认为，竞争与考试或者教师无关，因为竞争一直伴随着我们。这意味着不管如何，事情大体上都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但是，这是真的吗？毕竟，人类有自由意愿。懒惰、贪婪和恐惧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中做出选择。如果欧洲第一批农民中至少有3/4是原始采集者的后代，那么显然，史前欧洲人很可能会停止耕作——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抵制人工种植的话。那么，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公元前5200年前的几百年前，农业从现在的波兰传播到巴黎盆地之后，停止了传播。在1000年里，几乎没有农民进入巴黎盆地与波罗的海之间五六十英里的土地，波罗的海地区的采集者也很少有人从事更加集约的耕作。在这儿，采集者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农业/采集的断层线，我们发现了大量加固了的定居点和被钝器杀死的年轻人的骨骼，骨骼左边是他们的头颅——如果他们是面对面搏斗，用手抓着石斧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一些大型的坟墓甚至就是发生屠杀的地点。

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7000年前，在欧洲北部平原的边缘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是地理和经济对确定农业/采集边界的作用与文化和暴力的作用一样大。波罗的海的采集者生活在一个寒冷的伊甸园，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供养着村庄里密集的人口。考古学家已经挖掘出大量的贝壳和盛宴的残余物，这些东西在村庄的周围堆积如山。显然，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采集者能够自给自足：有足够多的采集者可以对抗农民，但是为了养活自己，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转向农业生产。同时，农民发现，那些原先在侧翼丘陵区人工种植和养殖的动植物在这个遥远的北部生长得并没有那么好。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元前4200年之后，农业会最终移至北部。一些考古学家强调是推力的作用，认为农民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所以他们压制了所有反对的声音；另一些人强调是拉力的作用，认为采集社会自身的危机使得北部受到侵略。但是无论结局怎样，波罗的海的这个特例表明，一旦侧翼丘陵区出现了农业，原始富足的社会将无法存续。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那样的话会很愚蠢，虽然有很多人会受到诱惑而否定自由意愿的存在。例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结尾就用奇怪的附录否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说它奇怪，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各种痛苦的决定（和优柔寡断）、思想的突然转变和很多带来严重后果的愚蠢错误。托尔斯泰认为，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自由意愿只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暗示着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规律”。他继续说道：

认为人的自由意愿能够影响历史事件，就如同认为移动天体的自由力量与天文学相关……如果有一个天体可以自由移动，那么开普勒定律和牛顿定律都将无效，并且关于天体运动的任何理论都将不复存在。如果有任何一个行动是出于自由意愿，那么也就不会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同样消失的还有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这是一派胡言。高级的一派胡言，再高级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个采集者都可以决定不再进行集约生产，任何一个农民也可以从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边走开，去收集坚果或者捕杀野鹿。显然，有些人这么做了，于是对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重要，因为对资源的竞争意味着那些继续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农民们养育更多小孩，饲养更多牲畜，开垦更多田地，和采集者有着更深的矛盾。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罗的海的情形那样，农业的扩张在适当的时候放慢了脚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毫无疑问，农业也会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过度放牧使得约旦河谷变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的气候灾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愿都无法阻止农业生活方式向所有适宜的地方扩展。当智人与温暖、潮湿和稳定的气候以及能够被种植和驯化的动植物联系起来，农业的发展就变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欧亚大陆西端那些充满活力的、开放的农业社会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这时，我们可以将“西方”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但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异并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在幸运纬度带上，大约有6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独立发展农业。

在侧翼丘陵区之外，农业发展最早也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中国。公元前8000～前7500年之间，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开始种植稻；公元前6500年，中国北部的人们开始种植粟；粟和稻分别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人工种植；野猪也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间被驯化。最近的研究发现，耕种在西半球几乎同时开始。公元前8200年，南瓜在秘鲁的南充克流域已经开始人工种植；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瓦哈卡的人们也开始种植植物。公元前6500年时，南充克流域已经出现了花生。虽然考古证据显示，公元前5300年，瓦哈卡地区野生的类蜀黍转变为人工种植的玉米，不过基因学家怀疑这个过程实际发生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显然，中国和西方的驯养与侧翼丘陵区没有关系，不过发生在流经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的情况就没有那么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工种植的大麦、小麦，驯养的绵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尔格尔出现了，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是来自侧翼丘陵区的移民把它们带到那儿的。小麦的出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将当地野生的小麦与在梅赫尔格尔周围出现的人工种植的小麦区分开来。植物学家还没有对这个地区进行彻底的研究（甚至那些在这块土地上到处寻找这些部落领地的巴基斯坦军队也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这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虽然现有的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农业确实是由侧翼丘陵区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地区的农业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着：在公元前5500年，人们驯化了当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一个先进、有文化的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