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大唐盛世:世界开始向东方倾斜(第12/15页)
诺曼人在信仰的细节问题上一直都含糊不清,他们在公元931年的罗洛葬礼上用100名俘虏做祭祀,但是他们的野蛮骁勇使他们成为理想的雇佣军,声名远播至君士坦丁堡。公元1016年,他们受雇参与攻打意大利南部的无止境的战争,却同时与交战双方作战,随后诺曼人构建起自己的国家,在公元1061年逼近西西里,在那里他们展开了一场抵制穆斯林侵占者的近乎种族灭绝的战争。如果你现在游览西西里,你会发现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伊斯兰统治的唯一纪念碑,这个岛屿曾是地中海地区的奇迹。
诺曼人对伊斯兰教并无特殊的敌意,他们对待基督徒也同样恶劣。一位意大利作家称他们为“一个无人性、野蛮、残暴且可怖的种族”。拜占庭的公主安娜·科穆宁娜对此更为震惊,她写道:“只要有战役和战争发生,诺曼人的心中就会发出咆哮声,他们无法克制自己。不仅士兵,就连首领们也无法抗拒地扑向敌方。”
拜占庭人艰难地认识到了诺曼人的特性。在公元9~10世纪,随着伊斯兰世界转向内部斗争,拜占庭帝国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元气;公元975年,一支拜占庭军队甚至攻入了耶路撒冷近郊(这支军队没能占领圣城,但是夺回了耶稣的便鞋和施洗者乔治的头发)。但是不到一个世纪,拜占庭变得极度依赖诺曼雇佣兵,而诺曼雇佣兵的不可信赖(尽管他们很凶猛,但很多人在战时却临阵退缩)造成了公元1071年拜占庭灾难性地惨败于匈奴人手下。20年后,君士坦丁堡受到匈奴人的围攻,拜占庭的国王写信给罗马教皇,希望教皇出手相助,资助更多雇佣兵。然而教皇并不这么想。教皇寻求的是巩固自身地位以和欧洲的君主们抗争,因此他在公元1095年召集了一次集会,提出了远征的想法——十字军东征——旨在将突厥人赶出耶路撒冷。
这引发了极度狂热,事实上这种狂热超出了教皇和拜占庭帝国的预期。数万村民开始向东进发,洗劫中欧地区,沿途屠杀犹太人。只有少数人到达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当年突厥人屠杀他们的地方。除了奴隶以外,没有人到达圣城。
更有实际作用的是法国和诺曼武士组成的三支军队,由热那亚商人资助,公元1099年时他们在耶路撒冷会合。他们的时间配合近乎完美:塞尔柱人疲于内战,无暇抵抗,因此他们在几轮惊险的试探之后,最终攻破了圣城的城墙。长达12小时的烧杀抢掠中,他们将犹太人活活烧死,或者将其肢解(据一名犹太妇女观察,这些基督徒至少没有像突厥人那样首先强奸受害者),残忍行径甚至使军中的诺曼人都瞠目结舌。最终,到了黄昏时分,征服者们过深及脚踝的血水,来到圣墓堂感谢上帝庇佑。
虽然东征规模浩大,但是这次针对核心地区的直接侵袭并未严重威胁伊斯兰统治。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国家步步退缩,直到1187年穆斯林重新占领圣城。之后还有多次东征,但是多数以失败告终。1204年的第四次东征,由于无法承担船只费用,只得把军队借给威尼斯投资家,用以劫掠君士坦丁堡,而非耶路撒冷。东征和拜占庭帝国都再也没能从失败中复原。
西方迫于中世纪暖期的压力,改变了地理形态。伊斯兰地区继续作为核心存在,但是随着西南亚的社会发展停滞,伊斯兰教的重心开始向地中海地区转移,甚至在地中海地区也是各有成败。埃及成为伊斯兰统治皇冠上的宝石;拜占庭帝国,这个罗马帝国最后的遗迹,最终陨落;粗鄙落后的西北边缘地区在所有地区中扩张最为迅速。
宋朝是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败的开始
东方核心的发展趋势也大同小异。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公元96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原本只是一个将领,但是他认识到: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已经使许多精英阶级人士感觉到中国理应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只要时机恰当,他振臂一呼,人们就会响应他,而非对抗他。如果需要运用武力,他也及时地加以利用。但与前人试图统一东西两个核心的情况不同,当时多数国家以和平方式向他屈服,表示接受宋朝的统治。
宋太祖还认识到,军队将领是前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设法消除这个威胁。官方史料记载,宋太祖邀请那些将他推上皇位的将领赴宴,随后“杯酒释兵权”。表面上,他向这些将领敬酒,恭贺他们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些将领事先完全不知情)。实际上,他将这些将领解职,撤销其兵权。就这样,宋太祖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不流血的政变,此后需要调动军队时,通常都是他自己统领全军。
宋朝从军事政府向平民政府转变,从而极大增强了人们对于和平统一的广泛愿望。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当时仍有敌人,尤其是两个半游牧民族——契丹人和党项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威胁可不是酒能解决的,于是在失去整个军队且整个国家遭到覆灭危险之后,宋朝又走上了送礼求和的老路。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办法奏效了,和塞尔柱人颠覆西方核心不一样的是,契丹人和党项人没有颠覆东方统治核心。和之前的几个朝代一样,宋朝持续的送礼求和策略以及边防驻扎并未真正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濒临破产。到公元11世纪40年代,宋朝政府维持的是一个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每月消耗数千套铠甲、数百万弩箭——这与宋太祖的设想背道而驰。
一些将领希望能够出现一些神秘武器,帮助中国免于再次陷入与草原民族的对峙僵持状态。公元850年左右,道家的炼丹术士发现了一种火药原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材料是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过程中寻得的)。到了公元950年,一些画作描绘了人们使用竹管互相喷射燃烧着的火药的情景。公元1044年,一本军事手册中描述了一种“火药”,包裹在纸或竹子之中,由弹弓发射。然而,这种火药的杀伤力不强,而且爆炸声会使马匹受到惊吓,而敌人却几乎毫发无损——至少当时如此。
由于技术上缺少重大突破,宋朝军事发展急需更多的金钱,可是援助来源却出乎意料。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使中国深陷动乱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热衷,他们认为这种热衷带给中国的只有突厥人的入侵以及社会混乱。自汉代灭亡之后,对于那些幻想破灭的贵族们来说,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是一段野蛮残酷的插曲,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腐坏堕落。他们认为,其中最有侵蚀性的外来入侵者是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