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第7/17页）

自由贸易者分析道，人人都会赢——不管怎么说，人人都愿意接受这严厉的、葛擂梗式的自由主义逻辑。鲜有像英国这样富有热情的国家（德国和美国格外保护其年幼的工业，不与英国竞争），但是到19世纪70年代，西方核心国家都迅速和这个金融体系联系了起来。西方的各种货币与黄金的汇率限定在一个固定值，这让商品交易更具有可预测性，政府通过市场规则为贸易服务。

但这仅仅是开始。自由化会跨国界起作用，它可以清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但却原封不动地将国家内部的贸易障碍保存了下来。自由化是一个一揽子协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的那样：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相互关系。

如果传统规章制度中关于人该如何穿着、谁值得崇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规定阻碍了生产和市场的壮大，那么这些传统还得继续保留下去。自由派理论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总结道：“人类，个人也好集体也罢，有充分理由去干涉他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自由，其最终结果是自我保护。这超越了他自己、他的身心，是个人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其他一切，人人都可以争取。

农奴身份、行业协会和其他对行动和职业的法律限制崩溃了。1865年，一场战争结束了美国的农奴制度，但是在二三十年内，西方其他保有蓄奴制的国家将这一古老制度中和平（通常也是有利可图）的部分合法化了。越来越多的老板和员工相处融洽，1870年后，大部分国家将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合法化，让所有男性参与选举，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随着工资的上涨，一些政府提供退休保障、开展公共健康服务、发放失业保险金。国民对政府的回馈就是愿意在陆军和海军中为国家服役。毕竟，国家给人们提供了这么多保障，还有谁不愿意为国而战呢？

自由化消除了很久以前形成的偏见。2000年来，基督徒迫害犹太人和不跟随耶稣的人，但是突然间其他人的信仰也似乎成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当然他们并没有理由剥夺这些异教徒的财产或选举投票的权利。实际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诸如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等新的信条挤入了宗教长期把持的地盘。似乎将上帝废黜还不够，女性低等说——这一最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样受到攻击。穆勒写道：“调节现存男女间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合法地从属于另一个性别）本身就是错误的，现已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最终，没有一个奴隶最后还是奴隶，他们总会翻身，这话同样适用于妇女。”

电影和小说常常将维多利亚时代展示为一派安逸的景象，那里烛光闪闪、炉火熊熊、温暖人心，人们各司其职。不过，当时人们所经历的可不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西方“像一个魔术师，再也不能控制下层社会的力量，虽然它已经动用自己的魔咒来召唤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此狂欢，保守主义者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教会表明立场（有的用粗鲁的方式，有的用灵活的方法），反对社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学。拥有土地的贵族捍卫他们在阶级秩序中的特权。反犹主义和奴隶制度又冒了出来，戴上了新的面具。各类冲突变得激烈。实际上，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同阐述了其观点，因为在那一年，革命几乎席卷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似乎世界末日就在眼前。

西方社会很快剥离了他们和东方社会极为相似的特征。通常，这种改变在小说中最能体现。你不会在19世纪早期中国的小说中发现性格果断的女主人公形象，而这种形象却充斥着同时期的欧洲小说。最能体现反对妇女受压迫的小说应当是李汝珍的传奇讽刺小说《镜花缘》，书中一名男商人被女性化，甚至被逼至裹小脚的地步。（李汝珍在书中写道，他的脚几乎失去了原本的形状，血肉挤成浆状……脚上只剩下干枯的骨头和干瘪的皮肤，真的缩到了一个很小的尺寸。）在当时的中国小说中，狄更斯笔下向上奋进的形象难以寻觅，塞缪尔·斯迈尔斯笔下白手起家的男性形象毫无踪迹。沈复令人伤感的《浮生六记》虽说浪漫感人，但生活却被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摧毁，更体现了这一特征。

但是实际上，西方的新特点正是：它越是高速发展，跑步行进在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就越是使得其他国家跟随其路线，紧追其快速前进的步伐。市场不会沉睡，它必须扩张，整合前所未有的活力，否则工业这匹饿极了的猛兽就会死去。西方自由的酸性吞噬了社会内部及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间的障碍，没有哪种社会风俗、传统或皇帝圣旨可以保留令沈复如此压抑的古代秩序。不管是否准备就绪，这就是一个世界。

“复仇”号旗舰：西方对东方的压榨与欺凌

全球化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秘密——在这个新世界中，说西方仅仅在社会发展方面领先他国是毫无意义的。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原先的农业核心社会大部分已经独立发展起来了，但是社会的发展稳步地改变着地理格局，将世界核心区域联系在了一起。

早在16世纪，新型船舶就可以让欧洲人征服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将新大陆上以前独立的核心区域转变成西方的外围区域。欧洲人在18世纪就开始将南亚的核心区域变成另一个类似的外围区域。到了19世纪，蒸汽船、铁路和电报将西方的触角伸向世界，再一次改变了地理格局。英国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意愿传递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随着西方人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能源，为了合理确定相互间的占有比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陡升。1800～1900年间，西方能源获取量只增长了2.5倍，但其军事力量却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将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变成了统治。

令人愤怒的是，东方的强大国家却对此不予理睬，它们把西方的贸易商限制在广州和长崎等几个极小的区域内从事交易。如我在第九章中所提到的，当英国马戛尔尼勋爵于1793年来到北京要求开放市场的时候，乾隆皇帝坚决回绝了他——尽管如此，正如马戛尔尼在日志中回忆的那样，普通中国人“都是做非法买卖的。在我们所停泊的几个中国海港里我发现，没有什么能比看见我们的船经常驶入这些港口更让他们感到惬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