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第8/10页）

下面对上述“三层面”依次阐述。先看“君—臣”层面。帝王与官贵的身份截然不同，但也不是没有制度联系的。其间的等级关系，多方体现在爵制、礼制等等安排之上。

举几个例子。对周天子之位，古有“天子亦爵”之说(28)，天子是高于诸侯的一级“爵”。《周礼》，王畿方千里，公国方五百里，侯国方四百里，伯国方三百里，子国方二百里，男国方百里，这个等级数列，不就是周天子实际权势的一个折射吗？不但天子是“君”，诸侯也是“君”，甚至卿大夫在自己的领地上也是“君”。先秦礼制，往往以十二、九、七、五、三为差，或以八、六、四、二为差。那便以一种“数字化”方式，显示了君臣间的等级距离。

又，周代祭祀之礼是一种等级祭祀制度，祭祀冕服的等级安排具有一种“如王之服”的结构特征，即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地位高者可祭祀的种类多，相应可穿着的祭服种类多，地位低者可祭祀的种类少，相应可穿着的祭服种类少，但他们有共同的祭祀和祭服(29)。《周礼》“五辂”的运用也遵循类似原则。而至魏晋，舆服运用原则就被另行表述为“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与“如王之服”的原则大不相同了。两晋南北朝时，皇帝的通天冠五梁，官僚的进贤冠三梁、二梁、一梁；而在唐宋，皇帝通天冠变成了二十四梁，官僚进贤冠则变为七梁到一梁。若说那梁数变化是“君尊臣卑”在礼制上的反应，应能成立吧。周朝卿大夫以上都能服冕，然经漫长发展到了明朝，冕服变成皇帝和皇族的禁脔，官僚不能问津。明清时的宗室皇族封爵，变成了单独的爵列，与文武官僚的封爵一分为二了。这都是君臣关系变化在品位安排上的反应。这类例子都告诉我们，君臣关系的变化，确实影响到了品位的结构与形式。

顺便说，皇帝之上还有天地与诸神。《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下”要事“上”，但“上”也要事“神”。由人类社会进入宇宙又能看到，人间秩序是被镶嵌于一个更大的天地秩序之中的。天地人等级虽然属宗教虚拟，但也关乎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而且天地神灵的等级，也是借助名号、礼数而精心安排的，就是说与王朝位阶相关。看一看唐制吧：“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星辰视昆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山川视伯子男。”若尊君的需要抬头，天地人神的位阶关系就可能被调整。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祭祀华岳，还肯“北面再拜”；但后来皇帝就不肯拜五岳了。武后证圣元年（695年）有司议云：“谨按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天子无拜诸侯之礼，臣愚以为失尊卑之序。其日月以上，请依旧仪；五岳以下，署而不拜。”皇帝随即“制可之”。(30)唐朝祭祀的天帝，除“昊天上帝”外还有五方帝、五人帝。起初五方帝也是称“天”的，与“昊天上帝”合称“六天”。但武则天下令，五方帝不得称“天”而改称“帝”，降了一格；唐德宗又下令，祭祀五人帝的祝文中皇帝不再称“臣”，因为“统天御极，则朕位攸同”，皇帝与五方帝是平起平坐的(31)。那么王朝的位阶礼数还事涉诸神，具有调整天地神灵与皇帝关系的功能。

“官—官”层面发生的主要品位问题，前论“贵—贱”、“士—吏”、“文—武”及“胡—汉”诸线索，即在其中。观察皇权的形态及强弱，既要看正式制度，也要看皇帝与各种官贵势力的关系。比如，文吏政治往往对应着一个刚性的皇权，儒生参政能促成一个弹性的皇权；王朝初年的军功受益阶层，异族政权下部落的军功显贵，则往往是客观上促成皇权强化的力量；等等。而如前述，诸势力的消长，都可能在品位安排上反映出来。

官僚“自利取向”与品位分等的关系，直接涉及了皇权、贵族与官僚的关系。虽然在概念上“专制”不必然与“官僚制”相关，但典型的专制集权，一般都伴随着复杂的行政组织和一大群官僚。就此而言，官僚与皇权是一致的。但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官僚组织的常规行政，也会对皇权的任意行使形成一定限制。孔飞力的《叫魂》一书，就向读者展示了专制君权与官僚的“常规权力”间所存在的矛盾(32)。士人官僚所承载的“道统”，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衡与调节力量(33)。中国相权有时会与皇权发生矛盾，而相权的根据，就在于他同时是官僚常规行政和士人阶层的代表。

在官僚帝国演生之初，刻意强化个人权势的统治者往往从打击贵族开始(34)；若君主面对着一群大贵族，那君主是否还能专制，就有疑问了。然则贵族较强，则专制集权程度下降(35)。面对着众多大贵族的周天王，显然就不能算专制集权君主。田余庆先生把东晋门阀政治的特征概括为门阀当权、皇帝垂拱(36)；而士族门阀，就是一种具有贵族性质的身份性官僚。可见官僚若发生了“贵族化”，就可能削弱皇权。在这一意义上，官权与皇权间又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并不总是“高度一致”的。若官僚家族任官特权过大、身份性过强，皇帝操纵名位、予取予夺的权力，官僚政治的选贤任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就可能同时遭遇侵蚀。强悍的皇权则有能力无视官僚权益，强迫他们接受较苛刻的待遇，服从于选贤任能、能上能下，干活就给钱、不干活就不给钱，由此促成位阶品级制度的变迁，例如使用偏重职位分等的制度安排；反之亦然。谷川道雄先生曾说，中古贵族的身份依据，就是“品位”。对“自利取向”与“贵族化”我们将之理解为一个连续的色谱，就是说，官僚的特权化、身份化、封闭化、贵族化，要从“程度”角度来观察。唐宋间的品位安排特别繁复，明清有所化简，我们认为是唐宋官僚“自利取向”强于明清的反映。

“官—民”层面考察，则可以从帝国金字塔的下端和底层提取出若干有价值的信息，用以展示中国等级社会的另一些重要特点。“官”，或说王朝的品阶勋爵，在颇大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地位、声望与资源的社会分配。秦汉二十等爵和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品，都曾与传统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额度相关。在整个帝国历史上，“官僚地主”都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阶层。瞿同祖先生论传统中国的阶级特权，其所涉等级几乎都是王朝品爵。他还指出，那些规定无所不包，广及于各种生活的细节；特权不仅授予了在位的官贵，甚至旁及于退休者和官贵的家族(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