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2/18页）

在同一个冠服体制中，几种差异往往是同时被利用的，但其重心落在了哪种分类或分等上，却不相同。所谓“重心”，是就官僚队伍的主体而言的，这个主体就是品官。品官之外还有各种杂色人等，他们人数众多、且各有其服，但其杂服并不构成王朝冠服体制的主体。“重心”和“主体”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品官冠服和杂色人员的杂服，其变迁趋势很不一样，二者应加区分。

那么本章思路是这样的：面向官僚队伍的主体，观察历代冠服主要依据或重点突出了哪些差异，用什么方式去表现那种差异，进而探讨其用意、效果和原因。这种分析方法与单纯服饰史的研究不同，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可以说是“结构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即，旁置了冠服的实际外观或服饰元素的物理形态，而只考虑各种冠服及元素的排列样式，以及它们被叙述的样式，由此分析冠服的分等分类及其变化。后文的讨论，将围绕周朝、汉朝和魏晋几个时段，而陆续展开。

二　周代冠服体制：自然分类与级别分等

首先来看周朝的情况。夏商周属早期国家阶段。经夏商而入周，典章大备而文物灿然，冠服体制也略具形态了。“衣冠”，成了这个“礼乐之邦”的重要标志。赵武灵王打算“胡服骑射”，随即就遭遇了“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的抵制(12)。

古人是很重冠的，或说“以首饰为重”。“在身之物，莫大于冠”(13)。冠礼上的三次加冠，都有庄重的象征意义(14)。子路在卫国遇难，被击断了冠缨，说是“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15)。

各种冠帽之中，“冕”是最重要的礼服与祭服，以致后来“冠冕”都成了仕宦的代称了。礼书说周代大夫以上戴冕，士戴爵弁。《周礼》还描述了一种复杂严整的“六冕”等级制，由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组成。天子服大裘冕以下，公服衮冕以下，侯伯服鷩冕以下，子男服毳冕，孤服絺冕以下，卿大夫服玄冕以下；士不服冕，而服皮弁以下。六冕等级，主要依冕旒之数和服章之数而定，旒章等级则遵循着十二、九、七、五、三、一的级差。这种在同一套服装上，用类似的服饰元素制造等级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就属“级别分等”。

当然，冕服的旒章等级是否真像《周礼》说得那么整齐，是可疑的(16)，不能全信。从《左传》“乘轩服冕”的记载看，礼书“大夫服冕”说法不是空穴来风。周代册命官员时的赐物中，往往有命服。就册命金文看，命服有“玄衮黹屯”，也有“玄衣黹屯”。“衮”是龙形纹饰，“玄衮”和“玄衣”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绣有龙纹了。是否能用“龙”为服章，看来因地位高下而异。《荀子·富国》：“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17)“裷”即“衮”。天子、诸侯可以服衮，但大夫不能；大夫可以服冕，但士不能。《荀子》是先秦作品，他说礼服有等级，应有其据。

又，册命金文所见命服中，各种“巿”和各种“黄”(18)呈现不同组合，等级现象是很明显的，对之学者已尝试了各种排比(19)。“巿”即“芾”、“韨”或“韠”，本来是一幅兽皮蔽膝，后来尊贵起来，成了身份标志。“黄”即“璜”、“珩”，是玉组佩中一块横玉。《诗经·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20)看来，“朱芾”和“葱珩”中是“命服”最夺目耀眼的地方。芾、珩等级，礼书有载。《礼记·玉藻》：“一命緼韨幽衡，再命赤韨幽衡，三命赤韨葱衡。”(21)《说文解字》卷七下：“天子朱巿，诸侯赤巿，大夫［赤巿］葱衡。”(22)珩或璜的数量和颜色，都是有等级性的。由出土组玉佩看，一璜、三璜、五璜、六璜、七璜、八璜的都有。金文赐物中还有“朱黄”。古人很少用红颜色的玉，但古玉中却有玉器涂朱现象，“朱黄”大概就是涂朱的璜(23)。作为赐璜之一种，将之涂朱，是为了制造等级差异吧。“巿”的颜色，就册命金文看也有等级差异(24)。前面所引的《荀子·富国》篇也说天子穿朱衮、诸侯穿玄衮。后代的“服色”制度，周代已有先声了。“巿”、“黄”的组合与命数相应，也属于一种“级别分等”。

西周春秋的制度还比较原始，礼服等级肯定也不像帝制时代那么井然有序(25)。战国以下的礼书作者，把礼服的纹样、色彩、质料和尺寸等等弄得过分整齐了，那未可尽信。不过首先，那种把礼服等级整齐化的努力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乃是早期中华文化的等级精神孕育出来的。进而就今所知的周朝冠服而言，人们毕竟能看到，其时服饰安排主要围绕“分等”而展开，由此强化“级别差异”；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外观相似的礼服上，通过是否戴冕，以及纹章、佩玉、服色等差异，来区分等级。而“职事差异”即特定的职事群体穿着特定服饰的做法呢？这方面的人为安排，史料所记就少得多了。那并不说明西周春秋冠服不存在“职事差异”，只能说，当时仍是一个职能分化简单，而身份分等非常严明的社会。冯尔康先生观察周代社会结构，得到了一个“简单而贫乏的社会群体”的印象(26)。那时候统治者对服饰之区分功能的关注，主要是分等。

从考古材料看，商周的冠与服，其实是形制各异、多姿多态的，其“自然差异”相当之大(27)。但“冠服体制”不完全是自然状态，而是一套人为规划和人为概念，是统治者如何安排和阐述冠服。在面对“自然差异”时，人们有意识地强化一些东西，同时略去了另一些东西。比如描述冠服吧，是用史学家的眼光尽力客观叙述各色冠服呢，还是站在社会生活支配者的立场来规划冠服呢？二者是不一样的。早期史料中所看到的更多是后者，考古所见繁多冠服在文献中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只看到少数有等级性的冠服。富裕的人穿得阔、饰物多，那也算一种自然差异吧；然若人为规定某等级的富人才准使用某服某物，甚至将之安排为数列形式，不准逾等僭用，那就是“冠服体制”了。若暂时排除了“自然”成分，而重点观察冠服上那些人为安排的痕迹，以及周人对冠服的阐述，那么他们最关心的东西，不是如何把不同职事及其承担者区分开来，而是如何把人的尊卑贵贱区分开来，让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得其所。正如《管子》所云：“度爵而制服”；或如《周礼》所云：“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28)打仗穿军服，祭祀穿祭服，朝廷穿礼服、丧礼穿丧服之类情况，当时当然有，但也不如等级差异那么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