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第2/8页）

“吏”是一个新兴群体，来自周代的府史胥徒层次。由于他们富有专业性、又容易驾驭，所以得到了统治者青睐，带着他们的身份标志“禄秩”，在战国逐渐崛起。但府史胥徒本是个无爵的卑微阶层，被压在有爵的贵族的大山下面，“爵”是传统的高贵身份标志。在传统观念之中，若以“爵”为吏，等于是让贵族去当厮役。汉代“爵、秩疏离”，爵级上不配置资格要素，不实行依爵起家的制度，就是很好理解的了。

文学之士盛于战国而衰于秦。在统治者一意寻求富国强兵时，“文学”一度被认为可有可无，是外在于富国强兵的东西。当然统治者也有爱好文学、奖崇学术的，也需要博古知书的顾问。齐有稷下学宫，学人在其中可得到“比大夫”的待遇。士人还可以去做大夫、郎官，或做大臣的舍人、门客，但它们既非吏职，也不是专门的文学之位。秦朝的博士和博士弟子体制，专门化程度高了一些。汉朝的博士、掌故、文学、诸生，已是专门的文学之职了。然而王朝又以侍从之位安排士人。总之，士人之被帝国接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帝国体制中文学之官的职类、等级和资格安排，当然也是需要若干时间，才能严密、精致起来的。

“宦皇帝者”有其古老的来源，源于周朝的士庶子体制。战国秦汉间“宦”、“仕”有别的积习还很浓厚，所以“宦皇帝者”一度跟新兴吏职分成两系。“宦皇帝者”的等级相当散漫：自身级别既不清晰，与吏员的级别对应也不清晰。战国郎官的官称是很简单的，通称“郎中”而已，看不出“花色品种”来。秦汉郎官之名就复杂化了，有了车郎、户郎、骑郎、陛楯郎、执戟郎、中郎、郎中、外郎等名目。细审其命名，其法有二：车郎、户郎、骑郎、陛楯、执戟等，是以职事为别的；中郎（或侍郎）、郎中、外郎，则是以服役地点来区别的。中郎大概服役于内省，“中郎”之“中”显示其与皇帝更为亲近，郎中稍远，外郎大约不在禁中。学者认为中郎、郎中、外郎是3个级别(1)，其实最初不过是与君主的亲近程度之别，有如内寝中的贴身丫头与外堂杂活丫头之别，既不是升迁阶梯，也不好看成行政级别。先秦到汉初郎官无秩，其时中郎、郎中、外郎之别，与后来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严格以秩级为别、而且构成晋升阶梯的情况，很不相同。汉初的郎名显示他们当时偏重职事分类，级别分等尚不发达。侍从们依靠传统的供养方式为生：没有固定俸禄，以廪食和赏赐为生。因无秩级，所以他们进入行政体制的渠道和层次也不确定。“宦皇帝者”若得到皇帝赏识，就可能被认定为“宦皇帝而知名者”，给他们与爵级五大夫、秩级六百石相近的待遇。但可想而知，得此待遇的随意性是很大的，不过是看皇帝脸子罢了。总之，“宦皇帝者”之所以在品位结构中地位模糊，在于他们作为侍从的“私人性”。

战国文武分途，由此军队、军官、军人自成系统。将校、军吏的等级管理，使用军职与军爵。秦国军功爵制之下，“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2)授爵基本以“军功”为依据。“从军当以劳论及赐，未拜而死”、“隶臣斩首为公士”、“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之类秦律律条(3)，都显示了军爵与“从军”、与“斩首”密切相关。是为“武爵武任”。所以一段时间里，军爵，主要是军人或从军立功者的品位，而非王朝吏员的品位。看到某吏员有爵，若无其他特殊情况，则以推测那位吏员曾经从军立功更好一些，就是说其爵位与其吏职无大关涉。

战国秦汉间的历史剧变中，新旧阶层、群体、官职、位号波荡起伏。用汉人的话说：“古今异制，汉自天下之号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4)帝国大厦的骨架业已经筑就，但局部修建和内部“精装修”还没完成。云其松散粗疏，并不意味着先入为主、预设标准，而是在历史比较中看到的。通观两千年的等级制度进化，只能说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好比一伙人刚凑在一块儿共同创业，虽采用了什么经理、部长、主任之类职衔，但亲朋旧友、同学战友关系又搀杂其中，谁大谁小、谁该拿多少钱、什么事谁说了算，往往因人因时而异，尚不确定；不能像历史悠久的大公司那样，等级清晰而秩序井然。

但随“帝国公司”不断发展完善，“爵—秩二元体制”及各种位阶间的散漫关系，就一点点地得到了调整改进。在汉代官僚政治发展中，我们看到了王朝人员的同质化和等级管理的一体化，以及二十等爵的边缘化与禄秩的中心化。

先说王朝人员的一体化与等级秩序的一体化。“宦皇帝者”最初无秩，在等级管理上跟“吏”是分成两块的。后来“宦皇帝者”采用了“比秩”，这就是把他们纳入行政等级管理体制的努力。“比秩”有如纽带，将之与吏职联系起来了；在级别、薪俸、地位、资格上，“宦皇帝者”与吏职有了明确可比性。这个变化，是以“宦”与“吏”的界限淡化，大夫、郎官与“吏”的异质性下降为条件的。

汉初郎官是没有秩级的，郎官的命名主要以职事为别。但后来情况变了，郎官不但通过“比”而拥有了秩级，而且还分成比六百石的中郎、比四百石的侍郎、比三百石及比二百石的郎中。这时的中郎、侍郎、郎中，已是郎官的等级之称了。“中郎”本来相对于“外郎”而言，是郎官的一类，后来则是郎官的一级了。本书上编第四章曾指出，汉朝冠服体制的特点是“自然分类”与“职事分类”两点，其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世，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世；但后来，冠服的“级别分等”的分量就逐渐加重了。而这与汉代郎官的分等分类变化相映成趣：汉初郎官恰好以“职事分类”为主，后来“级别分等”的分量重起来了。

文武分途造成了军职、吏职间的一度疏离，但因“比秩”的使用，文武职类间的常规性迁转，变得便利了。文学之官也是如此。如掌故有比二百石、比百石两种，文学为比百石之官，他们可以迁为二百石、百石卒史，由文学而吏职，其迁转层次一目了然。西汉中期规定“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5)这就为博士开拓了由经师而吏职的通道，由此博士之官不再是行政体制的“外在”部分了，这时“比秩”就为之搭建了秩级的桥梁：博士比六百石，而尚书六百石，刺史六百石，诸侯太傅二千石。汉武帝兴儒学，贤良、明经、秀才、孝廉等科目，发展为面向士人的品位。而这个变化，又是以“儒”与“吏”的融合或趋同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