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10/12页）

所谓“政治文化体制”是“制度”，是“结构”。王朝可以更替，政权可能垮台，但“制度”本身依然存在着。一个王朝垮台了，另一王朝又以相似的样式建立起来；构成它的“部件”可能发生更新，但其整体结构却可以保持着基本特征。好比翻新一座古建筑，改用新式建筑材料了，但它仍是原先的风貌。也就是说，“常态”的提法不否定两千年的帝制中国有进化、有阶段；但不认为其间曾发生过“转型”或“变革”，因为其“部件”的更新没有导致结构的改变，而是同一结构的精致化。进一步说，所谓的“政治文化体制”是一块“模板”，或者说是长时段的起伏摇摆所趋向的“轴线”，而不一定就是某个王朝的具体制度。在帝国前期，制度与文化的起伏幅度更大一些，然而人们仍能看到一种“向心力”。各个时期都经常演化出若干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甚至反体制的因素，反体制因素也会由外而来，从而导致了或大或小的各种“变态”；但它们的结局，是被逐渐体制化了，被“常态”吸收了，或者停留在对体制无害的状态下而不能扩张。

除了“变态”，中国历史也发生过“断裂”。这样的“断裂”，可以认定为三次：夏朝进入王国时代，战国进入帝国时代，以及近代废除帝制。在这时候，确实就存在着“变革”或“转型”了。但“连续性”论点在此依然有效。因为它有如同一个人的长大成人，或软件的升级换代。“升级”，就表明它是同一产品的连续发展。如果把夏商周看成中国国家的1.0版，帝制中国就是它的2.0版。再以建筑打个比方，从商周的早期宗庙到秦朝的咸阳宫、阿房宫，可以说发生了“质变”或“飞跃”了，其规模、结构和复杂性远非昔比，然其样式和风格上仍有一脉相承之处，我们不会把它与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建筑混淆起来。

“变态—回归”容纳了“变态”和“进化”，它立足一个“中轴线”，而把中国史理解为一个“螺旋形上升”的历程，从而既不同于“分期论”，又不同于“停滞论”。20世纪与“连续性”相关的研究，远不如“分期论”研究的成就之大。因为只讲某些特点的一以贯之，那么这“连续性”简单了一些。但若把“变态”与“断裂”纳入思考，则“连续性”的研究，就可能寻找到新的可耕地，并大大增加了可操作性。

回到本章论题上来，从“爵本位”到“爵—秩体制”、再到“官本位”的演进，就是被我们处理为一个“断裂—升级”进程的。我们在“品位结构”这个层面，通过若干线索，具体勾勒出了断裂的表现及原因，进而是断裂的弥合、新体制的完善，还有那些促成“升级”、维系“连续”的因素和机制。刚刚讨论过的等级古礼，正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既看到了古礼传统的“断裂”，也看到了它的“连续”，还看到了它与王朝官阶制是怎么逐渐整合起来的。它由“古礼”变成了帝国礼制，升级换代了。

【注释】

(1)我对“古礼复兴运动”的认识，参看拙作：《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2期连载。

(2)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5章第2、3节。

(3)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0页以下。

(4)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6)“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原作“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非”字据刘敏先生说删。见刘敏：《重释“高帝五年诏”中的爵制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7)《汉书》卷八《宣帝纪》黄龙元年（前49年）夏四月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按，有些法制史的著作，据此而称黄龙元年开始实行吏六百石有罪先请制度。如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6页。其实，汉宣帝诏中所云“有罪先请”，是追述成制。《宣帝纪》注引韦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诏书的意思，是说吏六百石既已位在大夫，且有罪先请，就不必再举廉吏了。可见“吏六百石有罪先请”的制度，此前已有。

(8)《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韦昭注：“《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瓒注：“汉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按东汉太史令秩六百石，西汉太史令的秩级不详。《汉书》卷八三《朱博传》：“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

(9)《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有“上大夫壶遂曰”一句，司马贞《索隐》释云：“遂为詹事，秩二千石，故为上大夫也。”又如《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有“上大夫董仲舒”云云，这应该是就董仲舒曾为江都相而言的，国相秩二千石。

(10)《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侍中董贤年二十二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

(11)敦煌汉简1108A：“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辛酉朔戊寅大司徒晏、大司空少薄（傅）丰下小府，大师、大保、票骑将军、少傅、轻车将军、步兵▌▌、宗伯、监御史，使主兵主艸主客护酒都尉、中二千石九卿、▌▌▌▌州牧关二郡大守、诸侯、相关都尉。”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1页；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12)《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

(13)参看拙作：《王莽保灾令所见十二卿及州、部关系辨疑》，《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杨天宇先生称，新莽的三公九卿之制来自《礼记·王制》，所用为今文经说。见其《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文史》第53期，中华书局2000年版。其实新莽九卿又可以分为三孤卿和六卿，兼顾了《王制》、《周礼》，也有古文经的影响。

(14)《续汉书·舆服志下》注引《东观书》：“建武元年，复设诸侯王金玺綟绶，公、侯金印紫绶。九卿、执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执金吾原名中尉，系汉武帝所改。其官在中二千石，本来属于列卿，但两汉间为凑合“九卿”之数，将其排除在“九卿”之外，单列一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