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第4/7页）

等级变革的规律之一，就是越往等级上端变革越慢，传统色彩越浓。战国等级体制的下端已广泛使用“若干石”秩级了，“若干石”取代了传统的上士、中士、下士等爵称，清晰标出了与权责相称的报酬高下，从而表明这个段落的人员是“吏”；等级的上端则依然保留着“卿”、“大夫”爵号的浓厚影响。然而变革毕竟在不断推进。位阶管理上越来越重“事”，各官职的地位随政治发展而起伏波荡着，其间那些显示了行政重要性的官职不断脱颖而出，并因权责大小和统属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新的等级关系。所谓“自然而然”，意思是在政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用非行政性的品位“外加”的。汉初《二年律令·秩律》中列在二千石的诸卿，其中有一些在较早时候不是显官，并不拥有“卿”的荣耀，它们是“自然而然”地升上来的。

《秩律》之中，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是二千石，但劳榦先生推测，这两官既然以“令”为称，那么它们在秦应是千石之官：“又秦官凡九卿之职，皆不称‘令’，而‘令’、‘长’之职，乃九卿及二千石之属官，其中大夫令及郎中令之称令，亦故为千石以下官，非九卿；亦犹尚书令故属少府，自汉以后其名未改、其职渐尊，寖假而驾乎九卿之上，成为辅相，然故为少府属官，犹斑斑可考也。”(28)。劳榦通过称“令”一点，论证秦之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原先不在“九卿”之列，秩级也在千石以下，这看法发人深思。“令”是战国的新兴官职，在较早时候，称“令”之官确实地位不高。

劳榦先生云“尚书令故属少府”。今查《秩律》，“少府”记作“少府令”，那么少府本身也曾称“令”，汉初亦然。汉朝少府下属的称“令”之官多达16个，这个机构也是大令管小令的。依劳先生思路，较早时候少府也应是千石之官，跟中大夫令、郎中令一样，并没有“卿”之尊位。又据《百官公卿表》，典客在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更名大行令，那么此前典客的职称，是否可以理解为“典客令”呢？多少暗示了那官职是近乎于“令”的。

《秩律》所见诸卿还有以“尉”为称的，如廷尉、中尉、车骑尉、卫尉等等。“尉，从上案下也。”(29)“尉”的意思是“安”(30)，“安”不妨理解为让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从其令、各用其命，即管理、统辖。称“尉”之官在春秋就出现了。晋国中、上、下三军以将佐为首长，将、佐属卿，卿之下有军尉，可见“尉”在卿下。此外晋国还有舆尉(31)。《左传》襄公十九年：“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以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相对于三命之卿，军尉、舆尉只是一命之官，低两等。“军尉”似为中级军官，相当“大夫”；“舆尉”只排在“候奄”之前，就更低下了。

战国的“尉”就更多了。三晋有不少“尉”：赵有中尉、国尉、都尉；魏有都尉、持节尉。秦制近于三晋，有国尉、廷尉、都尉、中尉、军尉、卫尉等，此外各郡设有郡尉，各县设有县尉(32)。杨宽先生根据白起的仕历，判断秦昭王时的国尉在大良造之下(33)。大良造即大上造，是第16级爵；在白起担任国尉之前，他爵为左更，是第12级爵。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说：“若从《商君书·境内篇》看，秦国尉的地位可以说是中级军官。”(34)传世有“邦尉”之印，或说就是战国的国尉(35)。又缪文远先生云：“秦中级军官有都尉、郡尉。”(36)然而在汉初《秩律》中，昔日的中级军官都尉、郡尉，都升至二千石了。推测《秩律》中的廷尉、中尉、车骑尉、卫尉，在早先也都是中级军职，在秦汉间才跻身于“卿”。学者还认为，“国尉”可能是太尉的前身，而汉初太尉已进入“公”的层次了。

奉常一官，一般认为来自《周礼》六卿中的大宗伯。从传统说，此官倒是高居“卿”位的。然而《秩律》中奉常却很可怜，列在诸卿之末。在战国这个“霸政”时代，礼仪之官有些潦倒，汉初也没马上显赫起来。

内史一官，在秦国主管财政、法制，兼主京师，地位颇高。而在《周礼》之中，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只是大夫而不是卿。赵国也有内史，可见秦国与三晋官制相类。春秋时晋国的六卿行列中无内史，内史是后升上来的。

太仆在《周礼》中为“下大夫”，似是诸仆之长。《吕氏春秋·季秋纪》：“天子乃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旍旐，舆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此“仆”当即太仆。

御史大夫也是如此，本非显职。在《周礼》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中，御史的爵级只是“中士”而已，所以学者说战国的御史只是微官末僚(37)。秦统一前后设“御史大夫”。既名为“大夫”，那么就不是“卿”。

叙毕列卿的沉浮，再看一眼丞相。汉代丞相居“三公”之首。在周朝官制中，“公”却是元老重臣之号。从西周金文看，“公”被用作执政大臣太保、太师、太史的爵称；成康之际，公、卿的官爵制度当已确立了(38)。这太保、太师、太傅之类，看似有职事之别，其实是同类的荣号。“保”、“傅”、“师”三字义近，并无实际意义的分工差别。“相”也不是从“保”、“傅”、“师”直接发源的。战国“相”之职掌的不确定性，前文已讨论过了。有学者认为，战国的“相邦”（即汉以后的相国），来自三晋卿大夫的家臣“相室”。在三家分晋、卿大夫化家为国后，“相室”摇身一变，成了国君之“相邦”了，出于习惯，有时仍以“相室”称之(39)。看来，家臣“相室”也是“相邦”的一个来源。家臣制的演进，是战国官僚制的来源之一(40)。从宏观上说，丞相来自周朝的执政大臣之制，但官僚政治下的丞相制度，不完全是周朝的执政大臣线性发展的结果，其另一来源——家臣制，赋予丞相以更纯粹的官僚色彩与“百吏之长”的性质。秦汉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都是新兴吏职。汉人就是这么看的。像“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吏中二千石以下”等提法，都意味着公卿皆“吏”。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所列大臣具衔，先列侯，次伦侯，次丞相，次卿，次五大夫(41)。此处列在丞相与五大夫之间的“卿”，学者认为是爵而不是官。汉高帝六年（前201年）诏：“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42)这里的“卿”和“大夫”，必指二千石诸卿及诸署令，而非卿爵与五大夫爵了。汉高帝七年叔孙通制朝仪：“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43)“文臣丞相”以下，应即“群卿、大夫”(44)。汉文帝以降的君主诏书、臣工言议中，经常出现“三公九卿朝士大夫”、“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的提法。史料显示，主爵都尉、执金吾、郎中令、太仆、大司农、廷尉、少府、京兆尹及三辅、大鸿胪，在西汉明确称为“九卿”(45)，拥有正式的“卿”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