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精神生活 THE LIFE OF THE MIND（第2/8页）

任何对大学作出的哪怕是中肯的评价，都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有眼无珠、假充内行、维护东岸既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待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与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

我这里指的是大卫·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上被评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却发现，费斯克竟然只给了锡拉丘兹大学二星，这使他大惊失色。评定这个级别的原因，一部分是基于学生们填写的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基于对学生们的个人访谈。根据学生们提供的信息，费斯克写道：“文理学院的文科和理科课程混乱不清”、“授课班大而无当”、“注册登记一团糟”、“图书馆资料不足”、“录取标准看上去并不严格”，以及“大学体育队异常庞大”。同时，费斯克还发现，大多数教学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担当的。受访的学生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他们告诉费斯克：“甭管是谁，只要付学费都可以进来。”面对这么糟糕的调查结果，费斯克于是给了这所大学二星。然而，贝内特教授的反应不是去纠正这些不足，例如整顿注册混乱，或是改革助教的课程安排（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现象），而是去责怪费斯克对学校弊病的揭露，并对这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坏消息传播者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写了一封信给“坏消息传播者”的老板，《纽约时报》出版商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威”被费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滥加利用了。他在写给索尔兹伯格的信中还说：“如果不是挂了贵报的名字，《〈纽约时报〉大学选择指南》就会被人当作一个可恶的玩笑丢弃。”

对于这一事关锡拉丘兹大学名誉的事件，同时还牵扯到爱德华·费斯克通过调查得出的、使大学蒙受伤害的级别这样的重大问题，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忙不迭地向贝内特教授保证，费斯克的书已经被修改，修改内容马上会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来。不过，在他的回复中，索尔兹伯格接着称赞了费斯克和他的助手们，要人们注意这个体现了大量专业查询的、公正真实的报告。但他最后还是指出，尽管如此，他还是作出了费斯克的书“将来重印和再版”时，不会再用《纽约时报》的名字作书名的决定。我猜想，索尔兹伯格声明将来会让报纸和书名脱钩，无疑是在向人表明，从职业度上讲，一个“高级”文化机构不大可能去批评另外一个“高级”文化机构。

整个这件事，使人了解到学术机构已经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们对轻视和批评的敏感，以及它们对荣誉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对地位降低的极端敏感，这些正说明了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费斯克真正令人恼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选择”一词，本是温文尔雅的机构，他却嘲弄说，好像随便一个什么东西说它自己是一所学院或是一所大学，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烦说明，“他可是个大学毕业生”这样的话很多年前也许有相当的分量，但是今天几乎没什么意义了。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情况就已经变了，人们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进大学去读书，结果压倒了金钱观念。“金钱”这个词没什么变化，而现实已经极大地改变了。

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举例说，直到1959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一书中仍然相信这样的观点：一张大学文凭，足以表明某人属于“文凭精英”的阶层。其实大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⑤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三左右，其他人只是在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

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