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禁锢的开始（第2/3页）

还有很多妻子，她们饱受罗马严厉法律所带来的婚姻束缚之苦，当即得出结论：基督教就是解脱束缚、男女平等平权的同义词。但是，圣徒保罗又站出来，说了很多动听的话，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做极端的事情，否则保守的异教徒们会对基督教生疑。保罗还劝说她们继续保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来，这始终是妇女的本分。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对法律的尊重，官方觉得值得赞赏，因此，便允许基督教传教士随意走来走去，并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意愿传经布道。

但是，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群众表现出来的宽容不如他们的统治者。正因为他们贫穷，所以不见得会像品格高尚者那样，在为了积累财富而作出必要的让步时，仍然能够保持愉快和幸福。

罗马的平民阶层自然也免除不了这种积习。几个世纪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大吃大喝和职业角逐。耶稣屈辱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普通的罪犯没什么区别，但那些基督教信徒却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关于他的离奇故事。当罗马的平民阶层向那些信教的男男女女投掷石块，那些信徒反倒大声地祈祷。这些让罗马人从中得到了很多粗俗的乐趣。

然而，罗马的教士们却无法泰然地看待这些动向。

罗马帝国的宗教是国教，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要举行一些隆重的祭祀典礼。人们要为此支付现金，而这些钱财却流入了教会神职官员们的腰包。当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舍弃原先的教会，转到别的不收钱的教会去的时候，原先教会的教士就面临削减薪水的窘境。这当然不会让他们愉悦，很快他们就开始高声辱骂那些异教分子，说他们背弃了祖先的神灵，为一个异邦的先知进香祷告。

与此同时，城中还有另一帮人更加痛恨基督教。他们是一群利用宗教行骗的人。他们像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和那些信奉爱西斯、爱什塔、巴尔、西贝尔以及艾蒂斯这类教派中的祭司，多年来靠着容易轻信的罗马中等阶层，过着脑满肠肥的舒适生活。如果基督教建立了自己的机构，并为自己的各种宗教仪式收取一笔可观的费用，那这帮巫医、相士和巫师的行会是没有理由抱怨什么的。生意就是生意嘛，算命先生们是不会在乎丢掉一些生意的。可是这些该死的基督教徒，竟然拒绝收取一分一文！是的，他们甚至把自己的东西让给挨饿的人，让无家可归者和自己同住一屋！这样做太过分了，如果不是拥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蔽财源，他们才不会这样做呢。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民的城市，而成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失去了土地和财产的农夫。这是一个易发生骚乱的群体，其行为受到一些神秘法则的支配。他们非常容易痛恨那些行为方式异于自己的人，而且总是怀疑那些无缘无故生活节制、行为检点的人。时常喝上一杯，偶尔还请别人喝一杯的人，他们视为好伙伴、好邻居，但是如果谁总是自命清高，拒绝去斗兽场看野兽表演，瞅见成群结队的战俘在卡西托兰山(1)的街道上游街也不欢声雀跃，就会被他们当做扫兴的人，甚至被视为大众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穷人居住区。这场火被看做对基督教徒有组织的袭击的开始。

起初的传闻是：皇帝尼禄在一次发酒疯中昏了头，下令在都城放火，烧毁那些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规划重建该城。但是群众洞悉了实情，原来这都是那些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闯的祸——他们总是不停地议论，当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穷人的房屋化为灰烬时，幸福就要降临了。

这种说法有了成功的开头，其他的谣言也就接踵而至了。一位老妇人曾经听到基督教徒和死人说话，还有人说基督教徒拐走儿童，割断他们的喉咙，用血来祭奠他们那个奇异的上帝。当然，从未有人亲睹基督教徒做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那只是因为他们过于狡猾，而且贿赂了警察。但这次他们两手鲜血地被人逮个正着，理应为自己的恶行遭受折磨。

究竟有多少忠诚的信徒就这样惨遭了私刑，我们无从知晓。说不定保罗和彼得也在其中，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当然，这次群众性愚昧行为的可怕爆发，毫无所获，这是毋庸置疑的。殉道者带着高贵的尊严，坦然接受厄运的降临，这成了对新信仰和新教义最好的宣传。一个基督教徒死了，立刻有多个教徒上来补缺。公元68年尼禄自杀。在尼禄短暂而无意义的一生中，他做了一件最体面的事情：基督教返回到它曾经活跃的地方，一切恢复如常。

直到这时，罗马当局才开始怀疑：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并不是一回事，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

也难怪他们会犯这样的错误。经过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当时的犹太教堂承担着情报交换所的角色，新宗教信仰就是通过这里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别忘了，耶稣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他始终十分谨慎地遵守先辈定下的古老律法，他的演讲听众几乎总是清一色的犹太人。他只离开过故乡一次，那次出行的时间很短暂，出行的任务也是在他的犹太同胞协助下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从耶稣的言论中，普通的罗马人感觉不到在基督教义和犹太教义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异。

实际上，耶稣清楚地看到了先辈的宗教中充斥着各种流弊陋习，他曾为此大声疾呼，而且有时也曾成功地对此抗辩。然而，他致力于在宗教内部进行改革，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自己要创建一个新的宗教。假如有人向他提出这样的可能性，也会被他斥为荒诞不经而加以拒绝。但是，恰如他生前或死后的众多改革家一样，他渐渐地被推到了一种无法继续妥协的境地。他的过早离世反而使他免于遭受路德和其他很多倡导改革的人那样的命运，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们原先只是试图在自己的宗教组织内部做些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组织之外的一个崭新团体的首领。

耶稣死后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出现）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派别，仅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加利利等地拥有些支持者，叙利亚行省之外的地方从未有所耳闻。

最先意识到这个新教派成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的，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正牌的罗马公民盖尤斯·朱利叶斯·鲍勒斯(2)。耶稣苦涩遭遇的故事启示我们：犹太同胞是怎样激烈地反对宗教世界化的观点。犹太人只希望搞一个本民族的教派，成员只限于本民族。对于胆敢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地宣讲拯救灵魂的保罗，他们恨之入骨。当保罗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要不是怀揣罗马护照，他一定会在那些愤怒的同胞手里吃尽苦头，甚至遭遇和耶稣一样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