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第7/9页）

十二

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即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若以两民族两国家之历史相比并观，则常见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彼降而我升。只横切一点论之，万难得其真相。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似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认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谓。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态。生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今日之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讳。然犹有所希冀者，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若如今人乃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绝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为“病原”之妄说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故求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生原者，贵能探其本而揽其全；而论当前之病态者，则必辨于近世而审其变。国史绵历，既四、五千年于兹，其病象之见于各时期者，推原寻因，不能全同。有染沾稍久者，亦有仅起于当前者。

要而言之，国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既兴，士族门第之地位消融渐尽，而社会走上平铺散漫之境，此中国晚近世一大变也。

逆溯中国当前病象，推之最远，至于中唐安史之乱以来而极。究生力必穷之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西人论史，盛夸起文明光昌，而渊源所自，必远本之于希腊、罗马。国人捧心效颦，方务于自谴责，而亦一一归罪于古人，断狱于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学也。

中唐以来之社会，既成一平铺散漫之社会，而其政治，仍为一和平的大一统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会”与“政府”之间，堂阶益远，常易招致“王室”与“政府”之娇纵与专擅，一也。

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之境，然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仰之于政府，而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二也。

政府与民间之所以赖以沟通者，曰惟“科举”，然科举既悬仕宦为鹄的，则从事于投选者，往往忘其义命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与温饱，三也。此三者，厥为中唐以来中国政治、社会走入一新境后所易犯之病征。

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然而宋之为病，尚不止于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为急剧之退转，益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

明祖崛起草泽，征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药疗，而转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钳束猜防，无所不用其极，仍袭明制而加厉。故中国政制之废宰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成于清，则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

明儒尚承两宋遗绪，王室专制于上，而士大夫抗争弥缝于下，君臣常若水火，而世途犹赖有所匡系。故明之亡而民间之学术气节，尚足照耀光辉于前古。清人又严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书院民间自由讲学之风遂炽。于是士大夫怵于焚坑之酷，上之为训诂、考据，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下之为八股、小楷，惟利禄是趋。

于是政府与民间所赖以沟贯之桥梁遂腐断，所赖以流通之血脉遂枯绝。中国之幸免于乱者，亦惟满清诸豪酋猜防压制、诱胁愚弄之力。此稍读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运益败坏于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搏一时之安宁。此乃斩丧我民族永久之元气，而以换造彼目前之荣华者也。逮满族统治之力既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

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拙；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病先已深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因使庸医操峻剂，更奏迭前，茫昧而杂投，以互期于一逞，则几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十三

晚清之季，谈者率自称我民族国家曰“睡狮”，曰“病夫”，此又不知别白之说也。夫“睡”与“病”不同。睡者精力未亏，蹶然兴起，犹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则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轻易所能拔除。异族统治垂三百年，其对我国家、社会、文化生机之束缚与损害，固已甚矣。然中国以二千年广土众民大一统之局，“王室”为其客观之最高机关，历史沿袭既久，则骤变为难。

又况自明以来六百年，政府无宰相，“王室”久握独裁之权，则激变又难。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复建，逼使中国不得不为一激剧之变动，以试验一无准备、无基础之新政体，而不能更于其间选择一较缓进、较渐变之路，此为晚清革命之难局，一矣。（日本明治维新在此点较中国多获便宜。天皇一统，于日本历史及民众观念上，并无十分剧变，得渐次引上宪政轨辙。中国政制之剧变，虽幸得冒险渡过，然所尝苦痛实深。洪宪之称帝，宣统之复辟，几许曲折，消损中国前进之精力与元气者，良不少也。）

且满清政府，自咸、同以后，其情况视前已大变。各省督、抚，擅权自专，中央无力驾驭，渐成分裂割据之局。又处五洲棣通形势之下，政府虽腐败，犹得凭藉其地位，借外债，买军火，练新兵，整理交通，加强管辖。遂使腐败之政权，黑暗之势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顾忌，迄未得彻底澄清之机会。革命势力之起，亦不得不与旧政府下之黑暗势力相妥协，以顺利其进行。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权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于是民国以来，武人弄权，地方割据，日转增长。内乱层见叠出，斩丧社会之元气，障碍国家之前进，其间莫非有外力焉为之呼应。此犹人身变病，未先驱解，早服补剂，病根缠绵不去，生机奄息不复。此又为民国以来缔构中央统一政权之难局，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