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第3/6页）

初，欧阳修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

王安石行均田自京东路始。疑当时田租不均，亦北方为甚。【以其沿五代而来。】则反对均田者，恐亦北人为多矣。【宋代逃田之外，又多逃丁。西汉户口，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十户为五十二口。唐盛时十户至五十八口。宋元丰至绍兴户口，率十户二十一口，一家仅两口。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在上赋税之轻重，与在下私弊之多少，亦相比例。政府不先务轻赋，则此等弊亦难革。王明清挥尘录谓：“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三亩之地，止收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政和间，尽行根刷，人不堪命，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河北蜂起。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成、钟相、李成之徒皆是也。”然则借为法治之名，而图括削之实者，其为祸又可见矣。】

及元祐新政，王安石一党尽斥，而所斥的即是南人。

元祐元年，王严叟入对，言；“祖宗遗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确、章惇（dūn）、张璪（zǎo）皆南人，恐害于国。”

其后蔡京擅权，南人又得势。

陈瓘（guàn）弹蔡京云：“重南轻北，分裂有萌。”按：陈乃南剑州人，其论盖就当时实情为持平也。又按；元祐朝首主“绍述”之论者为李清臣，乃大名人，韩琦之婿。当时讥其“趋时，嗜权利，意规宰相”。此所论新旧南北之分，特就大体言，未能一一吻合也。

所以宋史奸臣传中，几乎全是南方人。

蔡确，泉州晋江人。【附吴处厚，邵武人。】吕惠卿，泉州晋江人。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苏州。曾布，江西南丰人。安惇，广安军人。【在四川。】蔡京，兴化仙游人。弟卞，安石婿。此皆与新法有关。此下如黄潜善邵武，汪伯彦祁门，秦桧江宁，丁大全镇江，贾似道台州，亦皆南人。故陆游谓：“班列之间，北人鲜少。”而陈亮谓：“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也。”【苏天爵滋溪集谓：“故老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吴、越士，起居服食，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

而元祐诸君子，则大多是北方人。他们中间却又分洛、蜀、朔三派。这三派里面，便无闽、楚南方的分。【当时所指楚人，乃江西以东耳。湖北荆襄不在其列。春秋楚人亦南方文化一大结集。自战国经秦白起之兵祸，流亡窜闃（qù）焉无一人物出于二百年间也。】光武起于南阳，迄于东汉之季，而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材智勇力之士，又森然出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至宋皆为下州小县，乃至无一士生其间。而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独为东南之望。一地人文之兴衰，大抵观其所受兵祸洗荡之程度也。蜀人自荆襄转中原，其风气乃与大江下游转不接。】

二、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见之异同

熙宁、元祐新旧党争后面带有南北地域关系，而元祐北方诸君子洛、蜀、朔三派分裂，【洛，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以刘挚、王严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至绍圣初，同以元祐党窜领海外。】后面也带有政治意见之不同。

其中洛派【中原派。】所抱政见，大体上颇有与王安石相近处。他们都有主张将当时朝政徹底改革。

程颢上神宗皇帝陈治法十事，即力劝神宗勿因一时反对而灰其改革之气。其十事中重要者如论帝王必立师傅，及井田、学校、兵归于农，及吏胥用士人等，皆与王安石议论相合。

他们对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论，是有名的所谓“王霸之辨”。

大抵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汉、隋、唐是“霸道”。他们主张将唐、虞、三代来换却秦、汉、隋、唐。

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神宗问为治所先，曰：“先择术。”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至要、至易，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其实所谓唐、虞、三代，只是他们理想的寄託。他们的政治见解，可以称之为“经术派”，或“理想派”。他们主张将理想来徹底改造现实，而古代经籍，则为他们理想辩护之根据。

同时关中张载与洛阳二程相呼应，其政治理想，亦大体相似。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chī）一人而定。”尝欲买田一方，尽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未就而卒。又谓：“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此即安石所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之意。】以吕公著荐得召见，问治道，曰：“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神宗大悦。然张氏主复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当较安石更为迂阔。

其先程颢本助安石。【熙宁二年，安石遣刘彝等八人察农田水利，其中即有程颢。】

安石因廷臣反对乞退，程颢等尚想法挽留。【事在熙宁三年二月。安石复视事，颢等乃私相贺，见长编记事本末卷六十八。】

最后程颢终与安石分手，则因安石偏执，不惜与举朝老成破裂之故。【言论已见前引。】

程颢尝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此乃洛学与安石根本相异处。【二程尝谓：“介甫拒绝言路，进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则是他已去，不知却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众心既定，风俗已成，其何可遽（jù）改？”又曰：“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至于论及识见，尚谓安石“高于世俗”。【程颢云：“介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

故洛派于元祐排斥新政，并不完全赞成。

上蔡语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祸，亦是元祐做成。’又曰：‘至如青苗，且放过，又是何妨。’伊川十八岁上仁宗书，谓应时而出，自比诸葛；及后应聘为哲宗讲官，则自讲读之外无他说；可见程氏在元祐时，并不能大张其学。当时谓：“伊川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与语，直是道得下。”盖二程论学本与温公不同，惟明道性气较和易温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