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第5/8页)
以大臣言,智虑气魄足以胜者惟一曾国藩,既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对整个政局一展其抱负。李鸿章继曾而起,智局气量已不如曾,清廷亦从未田健未用之中枢,使有一统筹全局之机会。【同、光以来世称军机权重,然特领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仅乃得参机务。枢臣入对,席次有定。后列者非特询不得越言。后叶领以尊亲,势尤禁格。 然则曾、李纵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经纶之希望。相传李历聘欧渊,见德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侍近习者,假威福而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
事势推荡,遂使康有为以一局外之人,而来发动整个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败。然就晚清全部历史进程而论,康氏此举,不不啻即为一种在野对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变乃成为辛亥革命之前驱。前後相隔,亦不过十三年之时间而已。【光绪三十三年,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国,充考察大臣。濒行疏言:“日本维新之初,即宣言立宪之意。后十四年始发布开设国会之勅(chì)谕,二十年乃颁行宪法。盖预备详密迟慎如此。今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豈容欲速等于取偿,求治同于论价。”于氏此论,为政局常态而言,未尝不是,然其时清廷绝不足以言此。在上者图变愈迟,在下者求变愈速。要求立宪之后一幕,自应为革命爆发也。】
第四原因,由於当时政治上旧势力尚相当浓厚,足以阻碍革新运动之进展。
满洲亲贵,与一辈旧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将皇帝之革新事业,全部推翻。政局骤变,不过一转瞬之间而已。其时新党诸人,谋欲劫胁太后,拥护皇帝亲政。此等举动,在当时情势下绝无成功希望。【文悌告康有为,谓:“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是时满人反对变法之意态极鲜明。凡于变法下将失其地位之汉人,以及可以於反对变法下高升其地位之野心者,均依附於满族政权之下。康等过激之态度,亦不为一辈中和者所同情。】然反动势力之抬头,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却更催满洲政权之覆灭舆革命之崛起。
紧随著戊戌政变而来者,为庚子拳乱。
洪亮吉嘉庆四年上书,谓:“士大夫皆不务名节。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众惊愚,骇人观听。亮吉前在内廷,执事曾告之曰:‘某等亲王十人,施斋戒杀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鹅、鸭皆不入门。’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斋戒杀,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晋祖尚元虚之习,复见于今。”
盖清自乾 嘉以下,世道日坏,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礼乐已衰,方术将兴。乃转而逃於此。【曾国藩在军中,为圣哲书像记末附长论,亦为此种风气发也。】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清代士大夫研佛学,其事亦起于乾、嘉之际。直至清末,即如康有为、谭嗣同辈,皆读佛书。此虽异于洪、曾所指摘,要之为一种风气下演变而来,足以说明清中叶以下思想界之空虚旁徨舆不安宁也。】
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所以继续于辛丑和议以下的,还是国内一片变法维法维新的呼声。然而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还想挣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们欢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变法,于他们地位有利无害。】
庚子、辛丑以后,国家危机日益暴露,而满洲部族政权之权之意识,亦日益鲜明。【因知国政已到不得不变之时,而一变则满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摇动也。】于是满洲贵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汉之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之内阁,满七人,蒙一人,汉军旗一人,汉四人。【刚毅有言:“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州肥。”满族狭隘的部族观念,既自促其政权之崩溃,亦於国家前途,有莫大之损害也。】及清德宗与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澧【溥仪父。】为摄政王监国监国,袁世凯被逐。【李鸿章卒,以直隶总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荐袁,袁已隐然为当时汉大臣之领袖矣。】载澧自统禁卫军,而以其弟载洵主海军、载涛为军谘大臣。【即参谋大臣也。相传载澧于丑议和赴德谢罪,德亲王亨利告之曰:“搅握兵权,整顿武备注集权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内阁成立,满人九,内皇族五人,汉人四,满、汉畛域益显。
在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发之一路。
五、辛一亥革命以后之政局
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经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体;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种种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体而溃决,有待于逐步收拾与逐步清涤。另一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于创建另一种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与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
旧政权解体后紧接著的现象,便是旧的黑暗腐败势力之转见抬头,而新力量无法加以统制。袁世凯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帝制自为,康有为又误认此种状态之意义而参加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