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余 论（第2/3页）
(23) 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1946年。(24) 乔润令：《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第207—210页。(25) 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25页。(26) 张建新主编：《忻州地区春节民俗祥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30页。(27) 张福根主编：《定襄民俗杂谈》，非正式出版物，1998年，第137—139页。(28) 温幸、薛麦喜主编：《山西民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2页。(29) 山曼等：《山东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第364—366页。(30) 周晓明：《庆阳蛇崇拜略论》，司尚德、王举章编：《伏羲文化论集》，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31) 王钦法、宫爱华：《对当前传统民间信仰习俗重生的文化透视》，《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32)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第417—436页。(3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第398页。(34) 单纪兰：《耿村民间文学中的狐仙故事与耿村先民的崇狐心理》，《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6期。(35) 高丙中：《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38—439页。(36) 董晓萍、欧达伟：《华北民间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9页。(37) 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洛阳市志（第十七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民俗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350页。(38) 潘起：《昔日吉林民间习俗》，吉林省民俗学会、吉林市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非正式出版物，1984年，第43、47页。(39) 王会莹：《农民的二元型人格与信仰习俗的“复兴”——兰村信仰习调查及思考》，《西北民俗研究通讯》1999年第2期。(40) 此“出马”疑为“萨满”之音转。(41) 王光：《医巫闾山“歪脖老母”信仰习俗调查》，《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4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走马镇民间故事》，非正式出版物，1997年。(43) 叶大兵：《樟湖的蛇王节》，《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44) 缪亚奇：《中国东南部汉族崇蛇习俗的调查和探讨》，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贵阳，1987年4月。(45) 吴语区的人们也有吃野蛇的习俗，认为吃野蛇可不生痈。但各地大都认为，不能用金属器具宰割和烹煮，而要用破瓷片代为刃具才行。(46) 尹培民：《娄东地区民间信仰习俗》，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第一集）》，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29—241页。(47) 舜娟：《〈白蛇传〉的优秀续篇》，《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1期。(48)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26—232页。(49) 高丙中：《民间风俗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9页。(50) 李志权口述、许钰采集纪录：《老狐仙》，钟敬文主编：《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民间文化讲演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99—201页。(51) 中国民俗学会与河北省民俗学会曾多次联合组织有关范庄“龙牌会”的学术考察活动，本人曾于1998和1999年先后参加过其中两次。(52) 据河北省民俗学会负责人刘其印先生1999年4月12日来函告知。(53) 赵杰、许超主编：《清河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54) 辛集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纪文道故事集》，非正式出版物，1987年，第61—62页。(55) 同上书，第79—83页。(56) 河北省武安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武安民间故事卷》，非正式出版物，1988年。(57) 同上。(58) 此类说法亦见于《阅微草堂笔记》卷七。(59) 麻国钧主编：《历代狐仙传奇全书》“前言”，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年。(60) 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十。(61) 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8—9页。(62) 《聊斋志异》卷一《青凤》有“胡老头”，又卷三有“胡氏”，卷四有“胡相公”，卷五有“胡大姑”。《夜谭随录》卷四的“胡叟”，《耳食录》中的“胡好好”，《南皋笔记》卷三的“胡丽姑”，卷四某来自高丽、自称姓胡的狐仙等等，皆取“狐”、“胡”谐音之意。(63)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99—207页。(64) 贺学君：《中国四大传说》，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页。(65) 施爱东：《与白蛇原型相关的几则材料》，《民俗》（新三期），中山大学中文系民俗学社，1999年。(66) 此线索由河北省赵县大夫庄建泉村的刘英杰提供。1999年3月31日至4月2日，笔者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朱冬亮曾一起前往东汪村调查该庙会；返途中，又一同前往河北省新乐市何家庄东边的“伏羲台”，考察了那里有关“长仙”的民俗。此处所用资料，系二人合作获得。《四大门》的作者当年曾引以为憾的事，即未能利用照相来说明香坛的布置和香头下神的仪式，我们在时隔六十多年后依然面临几乎同样的问题，为了不引起当地信众的反感而使研究发生阻碍，我们也放弃了以摄影记录该庙会诸仙神帖和礼拜仪式等场景的尝试。(67) 凡书“某仙”者皆有其像，其名称或漫漶不清，或没有题写仙名。(68) 1999年3月31日至4月1日，我们在宁晋县第二招待所就当地的狐仙传承做了一些访谈调查。(69) 信息提供者为周文庆，男，吴家庄人，系在“伏羲台”工作的文物干部。(70) 与此类似的“民俗分类”，可能还有“正病”、“邪病”等。可参考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71) 杨念群：《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72) 赵旭东：《乡土社会中的权威多元与纠纷解决——一个华北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73) 赵旭东：《乡土社会中的权威多元与纠纷解决——一个华北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