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改变中国（第2/2页）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

[27]关于“即心即佛”，见《达摩血脉论》：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又《祖堂集·马祖传》 称道一每谓众曰：汝今各信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道一禅师塔鸣并序》称道一常说：佛不远人，即心而证。

[28]见《五灯会元》卷二。

[29]见《五灯会元》卷三。

[30]见《五灯会元》卷七。

[31]见《五灯会元》卷五。

[32]见《五灯会元》卷八。

[33]见《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34]关于禅宗的影响，请参看张中行《禅外说禅》。

[35]据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人饮茶大约开始于汉，却是作为药用。魏晋时开始变成饮料，因为有助于清谈，但直到唐初在北方仍不普及。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僧人坐禅的需要，饮茶蔚然成风。至唐德宗时，终于出现世界上第一部饮茶专著，即陆羽的《茶经》。关于茶与禅的关系，研究成果甚多，仅论文就有一千三百多篇，但似乎无人提及与科举和禅宗的同时同步。

[36]见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辛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