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沼泽地（第2/2页）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26]把刘裕称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是田余庆先生的观点，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27]见《南史·王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28]颁布占田令，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见樊树志《国史概要》；颁布占客令，是在东晋大兴四年（321），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29]如《三国志·邓艾传》即称：“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卫颎传》则称：“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又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3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31]汉代地方官与僚属之关系有如君臣，见钱穆《国史大纲》。

[32]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及阎步克为该书所写推荐序。

[33]史学家一般认为，南北朝社会阶层是四个。如傅乐成《中国通史》称四个阶层为世族、平民、部曲、奴隶，邹纪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称四个阶层为士人、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但这样的说法均无法体现出士庶之别，因此本书持五阶层说。

[34]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