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12/16页）

随着部落内部集权程度不断提高，部落和家族内部的伦理规范也日益严密地发育起来，在这种伦理规范中，尊者、长者永远处于主导地位，卑者、幼者永远处于服从地位。小宗要绝对服从大宗，晚辈要绝对服从长辈。尊长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晚辈、幼者则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论述中国式伦理的严密时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如朋辈，事事欲论曲直。”戴震也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为了维系这种伦理原则，周人创造了系统成熟的礼乐制度。古人谓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从大型活动到日常起居，莫不讲究礼仪。《礼记·坊记》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曲礼》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乐制度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某一等级的人，才能享用这一等级的礼乐。一切社会关系，都不能逃脱礼法的控制。就乐而言，等级的内容包含有对乐舞名目、乐器品种和数量、乐工人数等等的绝对限定，超出规格就是严重违法。比如所谓“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这是一种寓教于乐的专制教育，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使人们达到分别贵贱、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社会和谐的目的。考察西周两百多年的历史，多有因异族入侵而造成的政治危机，却鲜有王朝卿士大夫犯上作乱之举，可以说礼法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祖先崇拜

随着以“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日益高扬，祖先崇拜在这一时期愈演愈烈。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西周时期的人类遗址的演变，表现出两大特点。一个是村寨和城镇的中心都是祭祀用的广场或者祠庙，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普通居民的民居没有多大变化，而中心的公共建筑却越来越宏伟，越来越巨大，也越来越精美。一开始是广场，后来是面积大于普通民居的大型建筑，再后来是有夯土地基的高台建筑，并且间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壮阔，到了夏代，终于演变成了高九尺的天子之堂。而普通民居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西周时期，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千年，却还是那么卑污狭小四处漏风。“与这些高大夯土台基上的巍峨建筑相对照的是狭小、昏暗、进步不大的居民建筑。”

夏商周三代，宗庙都位于国都的中心。兴建都城时，宗庙是第一位的考虑。或者换句话说，建都，首先是为了祭祀祖先的需要。

《礼记·曲礼》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从考古发现看，三代之时，宗庙确实是都城中最中心、规模最大、建筑等级最高的建筑，甚至在王宫之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祖先崇拜的规模越来越盛大，礼仪越来越繁复，也越来越劳民伤财。据考古学家考证，中国上古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和玉文化，都是祖先崇拜的产物。在安阳殷墟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但是这些铜器明显是礼器和兵器，并且几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事实上，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被穷极物力制造出来，并不是为了欣赏或者实用，而是为了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作为礼器。老百姓平时用的，还都是简陋的石斧、石刀、石锹等。盖因铜器贵重，只有在最重要、最神圣的场合才可使用。那些巨大的青铜鼎，用来盛放献给祖先的牛和羊，而那些精美的觚和爵，则是祭祀典礼上盛酒的器具。古墓中大量出土的玉琼、玉璧，都是祭祀活动上的道具，只有父系最高家长才能使用。

希腊的反方向运动

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截然相反，希腊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血缘纽带不断松弛，父权不断弱化的过程。最终，血缘不再是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组成社会，从而创造出了希腊的民主城邦。

破坏希腊社会血缘纽带的第一个因素是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贫富差距。

关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经济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破坏了氏族内部的平等关系，导致了部族成员的分裂、出走，从而割断了血缘的纽带。居民之间打破了血缘关系而按着地域和阶级重新进行组合。富有阶级为了压制和剥削贫困阶级，创建了国家。

正如上文所证明的，中国早期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在氏族时代，人死后都是葬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之中。在西方，随着贫富差距的出现，血缘关系被破坏，人们不再埋进公共墓地，而是按财富多少决定自己埋在哪里，这就出现了穷人墓地和富人墓地的分区。与之相反，原始社会末期中国氏族内部贫富分化和等级高低，不但没有破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反而加强和扩大了这种血缘联系。直到西周时代，人们死后都是按老规矩葬在部族的公共墓地中。虽然随葬品的多少出现了明显差异，但墓穴的排列仍完全按死者的血缘远近、辈分、长幼及死亡先后，而不按贫富程度。在这些墓地发掘中基本上见不到夫妻并葬墓，人们都是打破家庭关系单独埋葬，这说明在部族中，家庭没有独立性，人们是完全属于宗族的。墓葬中体现出的贫富差距与血缘关系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嫡长和其近支随葬品多而且精美，而远支小支辈分低的支系，往往是贫困阶层的主要构成者，随葬品少而简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先贵而后富”的原则：一个人在部族中的地位，完全是由他与祖先的血缘远近而定，而与他个人的贫富无关。

希腊并非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希腊社会很早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原来居住在一起的同一氏族成员们开始分裂，富人们不再承认他们的穷亲戚，甚至因为他们欠债过多而把他们罚做自己的奴隶。随着两极分化越来越剧烈，整个社会分成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层。由于贫富差距扩大，雅典地区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激化，盗窃、抢劫、穷人起义层出不穷。原来建立在氏族之上的原始民主制因为氏族的解体不再有效，氏族也没法再控制自己原来的成员，社会陷入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