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9/110页）

后来他请我跟他一起回家。我一个人住，他说。我开始发抖，问他住在哪里。在南罗马，在伸手可摘星辰的楼顶的某个房间。我说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实在太晚，我该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法国小说家J.M.C.阿西莫鲍尔迪要来墨西哥，我和几个朋友要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首都安排一场观光活动。阿西莫鲍尔迪是谁？卢西欧斯·思肯问。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实在孤陋寡闻。法国一个知名小说家，我说，不过几乎没有作品翻译过来，我是说翻译成西班牙语，仅有一两部小说在我们阿根廷出版过。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他说，他又坚持要我跟他去家里。为什么要我跟你回去啊？我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平常没有这么大胆。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说，你会感兴趣的事。会让我多感兴趣？我说。他盯着我，好像不理解，接着又忽然语带双关地说：什么多啊？多少钱吗？不，我急忙澄清，你要说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会让我感兴趣。我只好停下亲自解释清楚了，告诉他别这么傻了。这事跟本能现实主义者有关，他说。噢，我对这个毫无兴趣，我说。我很抱歉这样说，别误会了，我也不是毫不关心本能现实主义（天哪，这叫什么名字啊）。我告诉你的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我知道肯定会的，他说。他们的作品总是惊天动地的。你完全搞不清。

我承认，刹那间，我的脑子闪过“恐怖行动”这个念头。我仿佛看见本能现实主义者准备要绑架帕斯，我看见他们撞进帕斯家（可怜的玛丽亚·何塞［9］还有被砸碎的瓷器），我看见他们簇拥着帕斯出来，把他高高地举过肩头或者像块地毯般抬出来，我看见他们乘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黑色凯迪拉克消失在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的贫民窟里，帕斯在后备箱里颠着滚着，但我迅速恢复了正常。肯定是我太紧张了，或者从起义者广场上（我们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来的阵风挖掘着行人和司机内心最疯狂的念头。我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他仍然坚持不懈。我想告诉你的东西，他说，将动摇墨西哥诗歌的基础。他甚至都说到了拉美诗歌的基础。但还没有说世界诗歌的基础。你可以说他狂妄的吹嘘仅限于西班牙语世界。他告诉我的事情会颠覆西班牙语诗歌。好啊，我说，找到胡安娜修女的未刊手稿了？或者发现胡安娜修女写的墨西哥命运预言书了？不是，当然不是，那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曾经找过但永远不会看到的17世纪的失踪藏书。那是什么？我问。到我住的地方才会告诉你，卢西欧斯·思肯说着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像要把我拉近些，好像又要请我在普雷亚波恐怖的舞池里跳舞。

我开始战栗起来，他注意到了。为什么最倒霉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呢？我想，为什么我就会吸引那种最阴郁、最缺乏教养、最绝望的人呢？我每年这样扪心自问两次。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画室的钥匙。我们可以上那儿去，很近，步行可到，他可以在路上告诉我想说的事情，我以为他不肯答应，但他却答应了。忽然，夜色显得很柔美，风不刮了，我们步行过去时只有微风相伴。他开始讲了，但坦率地说，他说的事儿我几乎全忘了。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希望：那晚埃米里奥别在他的画室（埃米里奥托·拉古纳，他如今在波士顿学建筑，父母受够了他在墨西哥的小资生活，打发他走了：要么去波士顿拿个建筑学位，要么找份工作干），我还希望那里不要有他的任何朋友，后半夜不要有人——天哪——出现在画室附近。我的祈祷应验了。不仅画室里没有人，而且还很干净，好像拉古纳家的用人收拾好后刚刚离去。思肯说这个画室太棒了，这种地方让你不由得想画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对此情此景，我很难过，但又很难为情——比难为情还要糟糕），我开始给他看埃米里奥的画，我想不起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儿可干，我把这些画布贴着墙竖起来，听着他在我身后喃喃赞赏或者评论（他对油画一无所知），画不断被摆出来，我想最近埃米里奥还真画了不少，谁都会这么想，除非是他的朋友们画的，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只扫了一眼就发现风格不止一种，特别是几张红色的非常帕伦丽亚·何塞［10］风格的画，样式比较固定。可是谁在乎呢？事实上，我对这些画根本不以为然，但我没有这种原创的才华，四壁全摆满埃米里奥的画后，我转过身，汗水淋漓，问思肯觉得怎么样，他面带邪恶的微笑说，我完全没必要费这个劲。说的没错，我想，我这是蒙自己，干完了这个，我全身灰尘，臭汗淋漓。接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流了这么多汗，问我画室有没有卫生间，他去冲个澡。你也需要洗一下，他说。我说，可能声音特别细小，是啊，这儿有淋浴器，但我觉得可能没热水。他说挺好，冷水更好，我经常洗冷水澡，楼顶上是不供热水的。我不情愿地走进卫生间，脱掉衣服，打开龙头，冷水的激流差点把我击晕了，我的肌肉缩了起来，最后竟然感觉全身都是骨头。我闭上眼睛，我也许都喊叫了，后来他也来洗了，用胳膊搂住了我。

下面的细节我不想透露，我至今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几个小时后，我们在黑暗中躺下，我问谁给他取的卢西欧斯·思肯这个名字，如此富于暗示性，如此贴切。这就是我的名字，他说。嗯，我说，挺好，是你的名字，但谁取的？我想了解你的一切。做完那事后你再说这种话就显得有些蛮横和愚蠢。他说：玛丽亚·芬特，接着又不言语了，好像忽然被记忆击溃。在黑暗中，我觉得他的侧影显得很忧伤，心事重重而忧伤。我问，也许语气中带有一丝讽刺意味（也许嫉妒心左右了我，但我也觉得很忧伤），不知玛丽亚·芬特是不是获劳拉·达米安奖的那位。不是，他说，获奖的是安格丽卡，玛丽亚是她的姐姐。他说了更多安格丽卡的事，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这个问题好像自然从我嘴里迸出：你跟玛丽亚睡过觉吗？他的答复（我的天，思肯的侧影多么忧伤漂亮）令人崩溃。他说：我跟墨西哥的每个诗人都睡过觉。当时我本应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抱住他，但我什么也没有做，而是不断地问他问题，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糟糕，每一个问题都无凭无据。早上五点钟，我们各奔东西。我在起义者大街打了一辆出租，他步行向北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