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7/36页）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挖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祥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泥。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

“你也抽烟？”

“抽着玩。”

“玩这个干什么！”共青团书记的本能，使我下意识地认为年轻人过早抽烟是颓废的表现。

你虽没有说话，却仿佛也显出理亏的样子，抽进嘴里的烟细细地、慢慢地，甚至带着点尴尬地吐出来，好半天不抽第二口。

“祥啊，又抽烟啦？”棚子里，隔着布帘子，你姥姥大声问你，既严厉又慈爱，你这才慌慌张张掐灭了烟，含混地应了一句：

“没。”

你为刘老头儿的死难过，你为其他许多熟人的死难过，我那时批评你脆弱、小资调儿、感情用事，不符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利于准备打仗，等等，可也许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还有“性善论”的余毒，就是在一本正经地批评你的时候，也还是觉得你心善可贵。后来我好几天晚上看到你和刘成德坐在一起，老气横秋地长嘘短叹，心里便朦朦胧胧有些感动，可又说不清什么道理。

那天晚上我并没发现你的大立柜不在了，它已经做了刘成德父亲的棺木，埋进了黄土。据说当时刘成德感激涕零，几乎要给你下跪，而你姥姥为这事则差点发作了心脏病，后来你还向人解释说，那并非因为她私心太重，而是早先就有的老毛病。

小祥，你可知道这两年，当我和继平吵了架，当我对他的这一点或那一点心生反感时，就想到这些事。我承认我实际上是以你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我也承认在道理上不该那么比。虽然继平日常庸庸碌碌，有时甚至给人委琐之感，但他毕竟也给过我难忘的满足和快慰。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医院去，看到他一身洁白、忙忙碌碌，便也觉得他很可爱。他看病很认真，不厌其烦，病人们都对他感激万分，使我从中感受到他的职业的高尚乃至神圣，由此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骄傲。那天我特地买了鸡、鱼、素什锦和酒，大大地保养了他一次。他莫名其妙地吃了喝了，却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高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准备辞掉医院的工作，到一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去当按摩师的时候，我才慢慢收回了留在他身上的欣赏的目光。

我最初还不明白，“饭店里有那么多病人吗？”

“咳，保健按摩呗，外国人玩累了，我给他舒服舒服。”

革命工作无分贵贱，我当然不反对这个道理，可他是医生，而且他自己以前对那种只是让人舒服舒服的活儿曾是那么鄙夷，那么看不起，何至于变得这么快呢？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你是宁愿看得起钱而让你的妻子看不起，你从来不了解你妻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丈夫！你完全不知道夫妻的维系主要靠感情而不是靠肉体，而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又常常离不开尊敬甚至崇拜，你让我崇拜你什么？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祥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祥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像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

父亲真像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祥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偶然加偶然等于命。当肖科长告诉我，小祥将和我编在一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祥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阴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惟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