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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一条条宽阔的带有路灯的大街，一个个夜里也能闪亮的巨形广告牌，一幢幢气派的大楼，逛也逛不完的超级市场，红灯、绿灯，还有——人，很多人，各式各样的人，行人，醉鬼，演员，公司职员，小商贩，吸毒者，罪犯，工人，外地的漂亮娼妓，农民，军人，运动员，甚至还有哲学家。
2
有人告诉我，一个人，一生中应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对于此人，只有这个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只有这个工作才是此人存在的借口，也可以说，此人应以这个工作得到存在这一报酬。
不幸的是，这个人并没有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什么，于是，我的存在便失去意义。
当然，这没什么了不起。
3
九四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其中一个叫大庆，是个导演，认识我的时候，他正筹拍一部二十集的电视系列剧，我随大庆一起在他家中看了几部电影，通过观看，他把一些关于编剧的知识一股脑儿倒给了我，随后我又从他们家抱走了几十期《世界电影》，这是一本上面登有外国电影剧本的月刊，我一本本读下去，居然也就写起了剧本，于是，我辞了手边的工作，摇身一变，成为编剧。
转眼间，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集的电视剧本，由于制片人回本心切，这部戏眨眼间便拍完，接着就进入发行，没过多久，全国的电视台就开始一集集播放起来。终于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我的大名赫然署于编剧一栏的后面，虽然接踵而至的那一集电视剧叫我汗如雨下，如坐针毡，羞愧不已，但事情就是这样，这部戏一集集播完，顺理成章，我又接到约稿，开始写下一部戏。
现在还记得一些大庆给我看的片名，有法国贝内克斯的《三十七度二》、有昆廷。塔仑蒂诺的《水库狗》、有菲利。浦考夫曼的《亨利和琼》，有吉姆。贾穆什的《地球的夜晚》，中国电影有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等等，补充说明一下，时至今日，在我看了上千部各种电影之后，我仍然认为这些电影值得一看。
顺便介绍一下大庆，此人个子不高，他女朋友吴莉如果穿上高跟鞋，他就得踮起脚尖，两人才能做出相亲相爱的动作，我是指接吻，当然，大庆与吴莉从来没有当众表演过这种哗众取宠的丑行。大庆上学时的外号叫“钩针儿”，可见他瘦得可以，现在却长得白白胖胖，但两条细腿却依然如故，站在那里活像是两根竹竿上挑着一块猪油，平日里他戴一副眼镜，眼镜不慎摔碎时立刻目露凶光。
4
编剧生涯，一点准谱儿没有，今天还在大鱼大肉，大把花钱，明天就两手空空，四处举债。
由于工作时间地点都不固定，有剧本写时忙得恨不能四脚并用，没有时又闲得要死，整日无所事事，因此生活极不规律，两年下来，身体变得坏得要命。
老朋友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渐渐与我断了往来，只在逢年过节打个电话，新朋友几乎全都是自由职业，基本从酒桌上认识，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多数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在一起，逛书店，买录相带，在家做饭，酒吧嗅蜜，如此而已。
九五年是过渡期，对于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份，我的记忆只停留在一些小事上，诸如赌博失利、一夜情之类，到了九六年，我已习惯这种生活，用四个字形容，叫做支离破碎。
九六年整整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接到价钱好的剧本，生活拮据得无以复加，汽车也卖掉了，至于精神上也日渐颓废，过一天算一天，爱谁谁。
支离破碎，烂透了的生活，即使这样，在我身边也有些事情发生。
5
在梦里，经过一番搏斗，我还是被一只浑身花斑的南美大蜘蛛吃掉了，听到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之后，我手脚冰凉地醒来，翻身的当口，把辛虹撞醒了，她头也不回地对我说：“大麻抽完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丝不挂地坐到沙发上，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昨夜剩下的残酒，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眼睛望向窗外，窗外，深蓝色的夜空像要自己飘走一样。我闭上眼睛，感到太阳穴在跳动。
辛虹是我三天前的夜里从三里屯一个叫翼的酒吧领回来的三陪，回来时喝得烂醉，
第二天晚上才睡醒，醒后浑身滚烫，说自己发烧了，我给她到药店买了一瓶退烧药，又过了一天烧退了，起来后我们一起做了一锅方便面，她吃完后打开电视，边看电视边把一瓶龙徽干红喝光了，并且和我一起把我的最后一块大麻抽完，后来她给我讲嫖客的故事，讲了四个嫖客以后便又睡去了。
6
我叫出租车停在亚运村１１号楼下，然后走进楼洞，坐电梯上到８楼，出了电梯往右拐，走了三米后来到朱玲的门前，我敲了几下门，里面传来朱玲的声音，接着是她的拖鞋声，门开了，朱玲站在我面前。
“进来吧。”她说。
我进了门，坐到沙发里。
“大麻没了。”我说。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发里沉下去。
“怎么了？”朱玲问我。
“没什么。”
“情绪那么低落。”
“谁知道——一直这样。”
“这样不好。”
“是不好。”
“你还有钱吗？”
“有。”
“姑娘？”
“有。”
“原来是这样。”
朱玲笑了。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有意思？”
“是，有意思”
“朱玲。”
“啊？”
“谢谢你。”
“谢我？”
“当然。”
“为什么？”
“你帮我买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把它放进兜里。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朱玲看着我。
“朱玲。”
“啊。”
“本来我不想告诉你——”
“说吧。”
“是坏事。”
“没关系。”
“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
“你干嘛不早说？”
“刚想起来的。”
“那快去医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