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第12/26页）

买不成花，就继续走路。边走边给玉琴打了电话，说了买玫瑰的事。玉琴说：“既然这样就不用买了，难得你念着。”朱怀镜说：“不念着你念谁呀？”两人说笑几句，就挂了电话。

到了政协，因是双休日，没人上班，找了半天才找到荆都民声报社。曾俚说过他还没分得住房，暂时住在办公楼的一间小杂屋里。朱怀镜弄不清到底是哪间，就一边敲门，一边叫喊。一会儿，最东头的一间房子门开了，正是曾俚。朱怀镜走过去，却见曾俚上身穿着毛衣，下身只穿着长内裤，手中还拿着一本书。曾俚没想到朱怀镜会来，有些吃惊。他一边让着朱怀镜进去，一边啊呀呀。房间很小，大概七平方米，靠窗放着一张旧书桌，墙角是一张折叠床。见这场面，就知道曾俚刚才正蜷在被窝里看书。朱怀镜在书桌前坐下，曾俚仍坐进被窝里。

“什么好书？”朱怀镜问。曾俚把书递给朱怀镜，叹了一声，说：“一本好书啊！只可惜……”曾俚没有说下去。朱怀镜拿着书看了看，见是《顾准文集》，就问：“这顾准是什么人，让你如此感叹？”

曾俚神色严肃，说：“至少我认为，顾准本可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的，却过早地被迫害致死了。他在信息最隔绝的状态，在最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冷静地分析，独立地思考。当时我们国家正上演着空前的悲剧，而却是万众欢腾。只有顾准预见了十年、乃至二十年后我国思想界才开始讨论的诸多热点。所以有人说他比那一代人整整超前了十年，我想着实在不是溢美之词。我赞同一位年轻学者的观点，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朱怀镜见曾俚如此正儿八经，起初还觉得滑稽，可听他讲了一会儿，就自觉惭愧了。望着墙角被窝里缩着头的曾俚，他觉得自己的坐姿似乎有些居高临下，便放下二郎腿，斜斜地靠着凳子，做出一种懒散和随意。说实在的，他已很长时间没有正经看一本书了，而曾俚关心的如此严肃的问题，他根本不曾在意过。就连顾准何许人也，他都不知道。好在同曾俚一向很随便，也就不怎么尴尬，只问：“我真是孤陋寡闻，还从未听说过顾准这个人哩。”

曾俚笑道：“这不奇怪啊！你们如果真的关心顾准反倒奇怪了。现在学识界对顾准简直是集体膜拜，可是说实在的，最需要了解顾准的恰恰是你们。”

朱怀镜有了兴趣，问：“我知道你是不轻易相信什么的人，对顾准却如此崇拜。他到底有多深刻？”

曾俚又是一叹，说：“我刚才说，顾准本可以成为大思想家的，可由于他过早地夭折了，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在诸多方面的开创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更令我敬佩的是他的理论胆识。他当时生活在最屈辱的境遇里，他思考的问题都是足以把自己推向极刑的。可他没有畏惧。他说国家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

也许是话题太严肃了，朱怀镜不禁打了个寒战。曾俚说对不起，这里太冷了。的确太冷了。朱怀镜一阵寒战过后，似乎浑身上下的御寒防线都崩溃了，抖擞个不停。他也就不讲究什么，脱了皮鞋上床，把脚伸进被子里。却感觉屁股下面坐着了什么。好像是书。伸手一摸，果然是书，书名叫《绘图双百喻》，图文并茂。陈四益作文、丁聪作画。他随意翻到一篇，倒有点意思：

积习

无口国之民皆无口。相见成习，不以为奇。郝敏者，海客也，遇风漂泊至此，遂以面具覆脸，混迹国中凡四十年，渐忘己之有口，口之能言。

一日，沐浴罢，置面具于盆侧，出行市曹，人皆惊骇，四下奔窜，如见不祥。敏亟归。揽镜自照，亦骇异，不知鼻下之孔为何物，亦不复忆此孔之能言也。久思不解，乃复以面具罩脸。欣欣然庆己之又无口也。

杂史氏曰：积渐成习，泯其本性。本性之复，难矣哉。

曾俚说：“这是一本奇书啊！我说目前可以传世的书只怕并不多。顾准的书可以传世，这本《绘图双百喻》看起来像小玩意儿，我想它可以传世。同风格的还有这本黄永玉先生的《永玉三记》。”曾俚说着，又在床头翻出一本书，递给朱怀镜。朱怀镜翻开一看，也是有文有画。他翻到一篇《后遗症》：

悟空随唐僧西天取经后回原单位继续上班。一日，头痛如裂，翻滚于地，叫号震达天廷。众仙问曰：“是否紧箍咒发作？”悟空哭道：“反之，反之！久不听紧箍咒，瘾上来也！”

朱怀镜翻了这两本书，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不禁莞尔。曾俚显然还沉溺在顾准的话题里，目光郁郁的，说：“也许有思想的人，什么时候都有。中国如此之大，谁保证此时此刻，在哪个斗室里不蛰伏着一个顾准呢？不幸之处也许在于，我们只能等到一位哲人逝去之后，才发掘文物似的发现他们。而且这发现也正像考古一样，仅限于学识界。我们不可能因为一种深刻的思想，而引发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让社会的进程更加自觉一些，更加理性一些。所以我们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为哲人和哲人的思想致哀。于是历史便永远在后悔。历史的后悔总是以历史的倒退为代价的。而历史倒退一步，是前进一百步都不能弥补的。因为历史永远不可弥补。”

曾俚说起来滔滔不绝，仍是朱怀镜往常熟悉的样子。这世界似乎谁都变了，只有曾俚没有变。朱怀镜本是来说乌县皇桃假种案的，想让曾俚不再报道此事。可一坐下来，就在听曾俚演说。他想先同曾俚说这些轻松的话题，再去说他要说的事情，就玩笑道：“老同学，你总是这个样子，忧国忧民的！难道你就不可以放开些？”

朱怀镜这话并没有让曾俚的脸增添些温暖的颜色，仍是凝重而严肃。他浩然长叹道：“梁漱溟先生把知识分子分为学问中人和问题中人两类。我想我属于问题中人。我也许真的冥顽不化，总让许多恼人的社会问题纠缠自己，让自己郁愤难平。前些年，我在系统地研究一些社会问题，我是心平气和地研究，尽量不夹杂个人的情绪。我想自己的研究对我们社会是绝对有益的。可是当我把一些思考形诸文字，却苦于找不到表达空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连最真诚、最善意的话都不能畅畅快快说？后来，我听一位经历了噩梦时代而劫后余生的老教授说了一段话，让我得到了答案。他说，当年我仅仅只是主张‘向着真实’，就遭弥天大祸。这样简单的道理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可我们却要日日夜夜大声疾呼，来为这样平凡的真理去说明，去申辩！这位老教授其实并没有直接解答我的困惑，可我好像领悟到了什么。于是我放弃了自己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试着做一些直接有助于社会的事。其实也就是换一种说话方式。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集了大量见诸报刊的报道各类官员腐败的文章，我把它们原原本本辑录在一起，既不掺水，也不加盐，只加以精当的评点。我想这些都不是我捏造的，而是公开报道过的，该没有问题吧？事实证明我仍然太天真了。出版社说这本书很不错，肯定畅销。可是这本书到底还是被主管部门给毙了。我也因此有幸成了有关部门特别注意的人物。于是我只好走人。”